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3年出生人口数超预期下降引发市场关注，“育龄女性人口数量下降”与“生育率下降”均是重要影响因素。2018年、2020年是中国生育率水平两次下跌斜率明显加快的时间点，生育率的下降除疫情冲击外，或亦与我国抚养成本较高、女性生育保障体系有待完善、托育机构有待增加、结婚率下降等因素有关。回顾全球各主要国家应对少子化问题的历史，我们总结出如下政策经验：1）财政补贴可将家庭福利支出占GDP比重的目标设置在2%以上；2）作为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国家，我国在补贴方式上可以更多参考德、法两国，也需更加注重保障女性的产后权益与个人发展，而非仅聚焦于减轻育儿成本；3）经济增长预期向好是保障生育政策起效的必要条件；4）重视生育问题宜早不宜迟。

▍中国“育龄女性人数”的下降拐点出现在2011年，“生育率”的下降拐点出现在2017年，二者均为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原因。

我国大约从2000年起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超过10%），并于2021年开始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14%）。我们估算，我国15-49岁育龄女性人数自2011年峰值的3.83亿人下滑至2022年的3.16亿人。除此之外，我国近年来生育率的下降速度相对更快，2016年、2017年生育率的上涨主要受到“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脉冲式影响，2018年开始我国生育率进入快速下行通道。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21年我国生育率降至1.16，在全球处于偏低的分位数水平。

▍除了疫情产生的暂时性冲击外，影响中国生育率的可能还有如下几个核心原因。

1）抚养成本较高，主要在于住房成本和教育成本。根据育娲人口研究中心的测算，中国抚养一个孩子至18岁所花成本大约相当于人均GDP的6.9倍，在全球处于较高的分位数水平。

2）女性生育保障有待完善，选择生育的女性往往面临着“家庭”与“事业”的两难选择，对于中国这种“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国家来说影响尤为明显。

3）托育机构有待增加。根据原国家卫计委2015年的调查结果，中国0-3岁婴幼儿的入托率约为4%，低于一些发达国家近50%的入托率水平。

4）结婚率有所下降。在结婚成本上行、传统婚姻观念改变、人均受教育年限增长等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的结婚登记人数自2013年以来连续8年下降。叠加中国当前的非婚生育率较低，结婚率的下跌将直接传导至出生人口数量的下降。

▍回顾全球各主要国家应对少子化问题的历史，我们总结出一些重要的政策经验。

一是针对生育的财政补贴或可更为慷慨，可参考OECD国家经验将家庭福利支出占GDP比重的目标设置在2%以上。

二是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可在补贴方式上更多向德、法两国学习，更加注重保障女性的产后权益与个人发展，而非单纯聚焦于减轻生育成本。

三是经济增长（预期）向好是保障生育政策起效的必要条件。以日本为例，尽管其早在1994年就出台了一系列生育政策，但生育率水平却是在其国内经济预期明显转好的2006年前后才出现明显提升。

四是重视生育问题宜早不宜迟，尽早应对意味着将为此付出更小的成本。韩国的人口问题早在1992年就初现端倪，但韩国政府从2006年才正式出台政策应对，错失了扭转生育率下行趋势的良机。

▍宏观运行跟踪：政策进入积极发力时期。

1月24日央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降准0.5个百分点，我们认为幅度上超出市场预期，预计2月LPR可能下调。12月工企利润连续5个月实现正增长，从高频数据来看，当前国内工业经济基本面较去年同期有所改善，有望带动后续利润端的持续修复。市场关注国常会召开，各部委积极表态推进市场平稳发展，经济持续修复。1月22日召开国常会，听取资本市场运行情况及工作考虑的汇报，强调要进一步健全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更加注重投融资动态平衡；加大中长期资金入市力度，增强市场内在稳定性。此后各部委积极表态出台相关政策推进市场平稳发展和经济持续修复。本周将公布2024年1月制造业PMI数据，关注制造业PMI的边际修复状态。

▍风险因素：

内需恢复不及预期，国内政策不及预期，海外衰退及风险事件超预期，海外加息超预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