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为的一纸封杀令将MYZ再一次推到了放大镜下，据路透社报道，谷歌母公司Alphabet已按特普朗要求，停止与华为相关的业务和服务，涉及硬件、软件和技术服务方面，包括旗下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安卓。

　　从上周开始，国产芯片、半导体、软件等自主可控上市公司成为了A股夜空中最亮的星。

　　上个世纪美国和日本曾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MYZ，日本一度顶住了压力实现了产业升级。广发证券近日对日美MYZ进行了全面回顾，四点启示值得深思。

　　第一，美国对日MYZ是一个长期过程，与日本产业升级基本同步；

　　第二，在美国实施贸易保护以及两次石油危机的压力下，日本还是顺利实现了产业升级，外部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了内部动力。日本人均GDP从1970年的2000美元左右，上升至1980年的9400美元，直至90年代经济触顶时的40000美元；

　　第三，在产业升级的驱动下，几轮贸易保护也均未对日本金融资产价格造成实质性冲击，资产价格整体仍取决于国内基本面；

　　第四，《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和为对冲由此带来的通缩压力而进行的持续降息才是对日本实体经济造成冲击，并推动金融资产泡沫化的根源；后续过于急迫的政策操作过程又成为泡沫被刺破的关键。

　　换句话说，是这两个素有争议的过程而并非是日美贸易摩擦本身带来了日本经济的触顶。

　　美国对日贸易保护可追溯到上世纪50-60年代，并持续至1995年克林顿在任期间。此间，美国先后对日本的纺织业、钢铁业、汽车业及半导体等行业进行贸易保护，并签署多项双边贸易协议。

　　70年代日本顶住了美国贸易保护和石油危机的两大外部压力实现了经济转型，而真正对日本经济和资产价格形成实质性伤害的是1985年9月《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升值所引发的产业竞争力下降和资产泡沫。

　　美国对日贸易保护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5-1971年美国对日本纺织品行业实施贸易保护；

　　第二阶段：1969-1978年美国对日本钢铁和彩电产业实施贸易保护；

　　第三阶段：1979-1981年美国对日本汽车产业实施贸易保护；

　　第四阶段：1982-1987年美国对日本半导体行业实施贸易保护；

　　第五阶段：1989-1994年涉及保险、汽车、电讯和平面玻璃等领域。

　　第一阶段

　　60年代日本的合成纤维产品产量和出口量急剧增长。在1968年的总统大选中，为了赢得纺织品产业较为集中的各州选票，尼克松承诺将限制日本对美合成织品出口。尼克松当选后，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了后来称为“尼克松冲击”的几项经济政策，其中就包括对进口产品征收10％的额外关税。两个月后的10月15日，在国内的反对声下，日本政府答应将自主限制合成纤维产品的出口，次年1月3日，美日两国签署《美日纺织品贸易协定》。

　　协议达成后日本的合成纤维出口确实受到了抑制，但70年代日本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也可以理解为外部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日本经济转型。这一阶段日美两国的贸易政策变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比较有限。

　　第二阶段

　　70年代初期，日本钢铁行业接替纺织行业成为主要出口领域，且产量超越美国。在此背景下，美日达成了两轮自主出口限制协议。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日本钢铁产业的原燃料价格大幅上涨，进而导致钢铁产业利润率大幅下滑，钢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受到削弱。1976年6月美日签署《特殊钢进口配额限制协定》。1977年美日就钢铁制定了《进口最低限价制度》、签订了《维持市场秩序协定》。

　　这一系列事件和协议后，日本钢铁出口量明显下滑。同期，美国也对日本彩电行业实施过贸易保护。1977年美日签订了针对彩电的有序销售协定，于当年7月生效。这一阶段金融市场对钢铁产业贸易政策的反应并不明显。

　　第三阶段

　　两次石油冲击后，油价上升导致市场偏好从美国生产的大型汽车渐渐转向更加节油的日本汽车，同时伴随着日本汽车工业自身的崛起，美国汽车产业受到冲击。在美国施压下，日本政府于1981年5月同意对汽车进行自主出口限制。

　　第四阶段

　　70年代后期日本的半导体产业也开始崛起。美国的半导体市场占有率在十年间发生了锐减，同期日本占有的市场份额则从起初的不到10％迅速攀升到了40％。

　　1985年6月，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提交了301条款申请，要求调查日本的不正当竞争手段，其中提供了关于日本市场壁垒的切实证据：在1984年，美国半导体产业在美国市场占有83％的市场份额，在欧洲占有55％，在其他市场占有47％，而在日本的市场占有份额仅为11％。经过多次谈判，美国在日本的半导体销售水平也并未改善。

　　美国贸易代表在1987年3月27日，里根宣布将对3亿美元等值的日本电子产品征收100％的关税。1987年11月2日，美国商务部宣布调查结果，认为日本已经停止芯片倾销行为；美国对日本的半导体贸易保护就此告一段落。

　　第五阶段

　　半导体之争后，美国对日本贸易问题的强硬态度并没有改变。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谈判方向几乎完全转向了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

　　1988年，美国国会引入了专门针对外国损害性贸易行为的“超级301”条款，并在次年5月即将日本列为了重点打击对象，矛头指向日本政府在超级计算机和卫星采购方面的排外性，以及日本市场在森林产品上的贸易壁垒等一系列经济问题。在围绕“结构性贸易障碍倡议”展开谈判后，日本政府于1990年4月承诺将修订关税和建筑标准，并于同年6月承诺了透明、公正的政府采购程序。

　　1993年7月的东京G7国家会谈上，新一届克林顿政府宣布启动了新的“美日新经济伙伴框架”，每年启动两次经济对话，焦点是日本市场对保险、汽车及零部件、电讯和平面玻璃等多个领域的开放问题，并致力于降低日本的经常项目顺差和美国的贸易逆差。1994年3月，克林顿宣布再次对日启动超级301条款，日方对此只得做出让步，最终在1995年6月达成了包括汽车及零部件购买等一系列新的协定。

　　尽管不断有协议达成，但仍未扭转美国对日本的逆差局面。

　　60-90年代日本经济、产业及资产价格变化特征

　　60-90年代期间，日本实际GDP增速两度下台阶：第一次发生在70年代初，第二次则是在其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后。

　　70年代初日本经济降速，但产业升级。结合城镇化率水平、产业结构、消费占比及人均GDP等指标，70年代日本实现了经济结构转型。运输设备和电子器械成为日本主导行业，纺织等传统行业占比大幅下降。

　　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经济再度降速。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随后，日本对外贸易大幅萎缩，传统产业不断转出日本。汇率大幅升值后，为了缓解汇率升值及输入型通缩压力，日本央行不得不持续降息。汇率升值、无风险利率下降叠加传统制造业产业转出，地产和金融资产价格被快速推高。1989年日本央行开始控制风险抬升基准利率，但却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破灭。

　　结合城镇化率水平、产业结构、消费占比及人均GDP等指标评估，日本在70年代初的经济降速实则是经济结构转型的结果。1968年日本城市化率首超70％，1975年超过75％；日本名义人均GDP在1976年超过5000美元、1981年超过1万美元，按照2011年的购买力计算1972年日本人均GDP已经超过1.5万美元；日本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于1974年超过50％、1981年超过55％。

　　产业结构方面，70年代到80年代初运输设备和电子器械相继成为日本制造业中的支柱行业，而纺织等传统行业在制造业中的占比则大幅下降，也印证了日本产业升级的完成。换言之，70年代的日本顶住了美国贸易保护和两次石油危机带来的全球滞胀的两大外部压力实现了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