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股市信心须变堵为疏

　　最近，进一步限制“大小非”减持的传言又见诸报端。据说，这与“经济学家”在内部会议上向证监会建言有关。事实上，这种靠调控供求关系、以所谓“利好政策”来刺激股市人气的做法，目前已经很难奏效了。

　　5月12日，证监会表示将严格依法追究“大小非”违规减持的责任。此番讲话是针对4月20日发布《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以来发生的三起“大小非”违规抛售事件。5月9日，上交所发布《会员客户证券交易行为管理实施细则》，将“大小非”通过大宗交易系统与关联方交易、“绕道”减持的做法也列入会员应当重点监控的范围。

　　可以说，这些后续的做法都是“权宜之计”引出的“权宜之计”，“补丁”上面打“补丁”。目前，许多中小投资者反而不相信管理层会出台进一步限制“大小非”减持的政策，认为政府失信才是真正在动摇股市的根基。有人甚至说：“现在谁想做空，最好的办法就是造谣说证监会要限制‘大小非’了。这样，人家不想抛的，也不得不抛了。”

　　中小投资者能这样理性思考，确为中国股市进步的表现。股市自有其运行规律——价格高了，预期坏了，就难免会下跌；反之，亦然。如果价格合理，作为存量的“大小非”解禁并不可怕，也未必会大量减持。当前“小非”急于减持，一方面是因为其没有“话语权”，这是公司治理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股价高于实际价值，这是市场定价的问题。这些都不是通过限制交易能解决的。

　　想让股市上涨就限制“大小非”流通，这仍是政府“控市”的思路，也是中国证券市场监管本位的一种表现。事实上，每增加一个违反市场规律的限制，就需要用更多的“规定”来弥补其漏洞，同时也就增加了监管责任，监管者就永远有救不完的“火”。不切实际的规定越多，违规者也就越多，结果往往是遵守规定的“老实人”吃亏。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做法只会使问题越积越多。近年来，中国证券监管思路从原先带有较强计划色彩的控制风险思路，转向遵循市场运行规律的揭示风险思路，对市场干预的减少明显提高了市场的效率。这一方向应该坚持，不能倒退。

　　对投资者来说，在市场价格没有发生严重偏离的情况下，政策的干预也并非是对其保护。相反，如果今天放出一个政策“炸弹”，明天打出一个“组合拳”，投资者反而会被“政策市”折腾得六神无主、信心全无。干扰市场正常的预期，降低市场效率，只会使熊市延长。再者说，政府真的能在股市扶弱济贫，决定其赚和赔吗？政府对股指高低指手画脚，市场自身还有什么定价功能可言？

　　笔者的一位股民朋友收入不高，也算是弱势群体。他在大跌后尚能保本，最近却在“政策底”的“指引”下追涨杀跌，短短时间就亏损了30%。试想，这种“政策信号”的不确定性及信息不对称性，是否也增加了股市操作的难度和不公平呢？

　　古人云：“治大国如烹小鲜”。作为股市的监管者，应该注重政策的一贯性和连续性，“好的制度就坚持下来，不好的就及时纠正”，让投资者有更明确的预期，切忌瞻前顾后、摇摆不定、反复试错。

　　在笔者看来，当前无论是化解“大小非”减持压力，还是恢复投资者信心，都需要尽快变“堵”为“疏”。通过制度创新来提高市场效率，加强市场的流动性，使市场及时通过自身调节消化各种利空因素，早日进入下一轮牛市。

　　比如，融资融券能显著提高整体市场的流动性，提高市场交易和价格发现效率，应尽快推出。管理层两年前就计划要推出融资融券，并出台了《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何以至今仍没有时间表？再比如，“涨跌幅限制”、“Ｔ＋1”……这些10多年前设计的框框，还能适应如今的市场吗？为何迟迟未能突破？此外，股指期货、新股发行及二级市场定价机制改革等，也都应该加快改革进度，不能一拖再拖。

　　拖延的理由或许有很多，比如防止过度投机，防止股市波动风险，防止操纵、“坐庄”，等等。事实上，一个好的、成熟的市场，应该是一个投资与投机并存的市场。投机者为市场提供了流动性，只要不违法，何过之有？再说“风险”，难道买高价发行的股票就没风险吗？投资者应该在风险中熟悉风险，从而产生“抗体”。至于“操纵”、“坐庄”则完全是监管的问题，不应牺牲市场效率来替代监管者的责任。何况，在这些交易制度限制之下不照样曾经盛行“坐庄”吗？

　　还有人拿美国的次贷危机来说明金融创新和衍生品之风险。实际上，中国资本市场和美国所处的阶段和面临的问题都有本质的不同，没有任何理由因别人“噎”而废自己的“食”。

　　股权可以分割转让，二级市场可以自由交易，这是股份制和现代资本市场存在的基础。作为总市值已高达几十万亿的中国股市，应该尽量遵循而不是违背这一基础。当前只有尽快“松绑”，大力提高股市效率，降低其交易成本，增强其流动性，发挥其自身功能，才能走出困境，实现长期牛市。

　　“该跌的跌不下来，该涨的涨不上去”、“想进的人进不去，想出的人出不来”，才是中国股市的问题所在。管理层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高流动性、低交易成本才是股市监管者应该追求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