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生代调查 作者：程必忠

　　海虹：一个政经博弈的样本

　　改革，是对原有利益的一种重新调配，并使其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药品招投标制度同样如此。其目的是通过规范药品流通秩序，从而降低药品费用并造福于群众，这是国家推动药品招投标制度的一个初衷和良好愿望。

　　然而，预期并没有达到：时至今日，从生产到终端的流通环节依旧存在着太多的灰色交易——2006年打击商业贿赂六大重灾区中药品购销不幸入围、药品价格居高不下、药品中标死亡、新药审批泛滥、药品生产企业缺乏创新动力、与药品相关的利益链越发延伸等问题始终困扰着前进中的医改，也让政府备受众多责难。

　　百姓不满意，生产、流通企业不满意，医疗机构不满意，政府不满意。那么谁是药品招投标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透过海虹公司（行情,资讯）的发展轨迹，可以清晰观察到，在药品招投标中另一个利益新贵——药品招标中介成长的“镜像”。

　　不可否认，药品招投标存在着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6年来，该制度对原有药品流通秩序改观，实现药品物流配送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于在初期忽略了对医院补偿长效机制的建立，执行一段时间后，这一制度的缺陷性开始凸现，并进而引发关键环节的反弹——医院的变相抵制——中标药品不用，而这种抵制恰恰又符合众多药品生产商的利益，于是利益共同体形成，而为保障这种利益的最大化，并绕开该制度，又延伸和壮大了新的药品审批利益链。于是，对制度的抨击开始了。

　　而在利益的另一面，以海虹为代表的中介机构，利用制度在推出时间上的缺陷性和掌握政府赋予的权力资源——市场限价准入——药品招投标制度，来实现了对垄断资源的最大价值获取，而当这种利益遭到抵制时，对制度的捍卫开始。从而引发了两大利益阵营对药品招投标制度的废立辩论。

　　“海虹的成长历史，药品流通制度改革过程，其实也反映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存在和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孙东东直言，从某种意义上理解，围绕药品招投标进行的政经博弈，正好可以提供这种观察的样本。

　　但是，不应该对样本仅仅停留在观察上，更要对这种资本与权力结合的样本进行处理，中纪委于2007年5月29日印发《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要求在2007年6月29日前，有问题的党员干部要主动交待问题，在国家药监局郑筱萸大案后，对海虹的关注能否对药品招投标制度和时下正在进行的医改提供可知借鉴的参考。

　　药品招标的利益怪圈

　　这是行业与政府职能部门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药品从生产到流通到最终患者手里，其价格将呈几何级的增长，有的高达数十倍甚至上百倍。

　　罗红霉素出厂价为6元，市场上骤升为26元。一瓶200毫升的氟康唑出厂价只要4元，在卫生系统招标中能涨到25元，卖到病人手里却一路狂涨到76元。

　　在所有疯涨的药品中，抗生素涨幅往往是最高。通常成本十分低廉，单价数十元甚至上百元的药品成本往往只有几元钱，利润率却高达近20倍。但其中用于回扣、返利却占到了30％，有的甚至更高。一药商举例：以头孢三代为例，其市场零售价是170元一针，药厂给地区销售商的价格是12元。仅为零售价的1/14。暴利是这样分配的：每针零售价170元的抗生素类药品，医院得到66元，医生回扣35元左右，增值税16元，药厂12元，维护医院关系每支产品需要10元，经销商5元，其他协调费用5元，医药代表提成十几元。这里面利益最大的是医院和医生，分别占40％和20％，这也难怪医生、医院都喜欢卖高价药。

　　2007年初，本刊记者参加央视《对话》关于药品招投标节目录制时，与举报医药回扣已经十年的安徽医生张曙相遇，他告知：安徽淮北市金蟾药业公司生产的华蟾素注射液是一种抗肿瘤药物，以前每盒原价3元都卖不动，尔后通过改剂型、包装等手段，现在卖到了288元一盒。目前，华蟾素注射液经过招标、降价，在张曙工作的医院其售价为266.8元，医生每一盒的回扣是50元。

　　虽然药品价格越来越高，但是药品生产厂商的利润却没有得到等量的增长，由国内制药企业、医药协会和相关主管部门的一项调研显示：目前国内4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中，近三分之二面临着生存危机。

　　据了解，1995年到2005年，医药工业占GDP的比重10年翻了一番，达到3000亿元，但利润逐年下滑，医药生产利润率降到了5％，商业利润率降到5‰。国内制药企业的研发投入不足销售额的5％，且有限的经费大都投入到“短平快”的仿制药上。2002年药监局批准仿制药不到1500个，2003年就猛增到6000余个，2004年达上万个，直接造成行业内的低价竞争。

　　在新药审批数量激增的这段时间，也是药品招投标在全国风生水起之际。有这样的疑问，药品招投标把很多药品价格都提高了，为何药品生产厂家利润还大不如从前？这是药品利益分配进入了一个怪圈所带来的结果，药价高了，用于支付的隐形费用也上升，而紧随其后的国家政策性降价又会把更多的药品价格逼回到原点，为了保证利润，药品生产商开始不断更改药品剂型、包装来申请新药。通过这种更换，只要在同行业同类药没有与其相同的，即便药品的生产成份还是与以前一样，其价格比原来的药品价格高出数十倍都能中标，因为它是唯一的。

　　于是，越来越多的机构、厂家、民众、学者开始对药品流通的怪圈发难。

　　2007年7月10日，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被执行死刑，这是中国第一个因为沾染药品利益被苛以死刑的大员。而一年前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卫生法学会上，就有医药厂家代表叫板在主席台就座的郑筱萸，直指其滥批新药。当时郑筱萸辩称：不要把板子打在新药审批上，药品招投标制度本身也有问题。

　　“不管这种辩论是否属单方面的理由，但都反映出了药品流通中存在的问题，事实上，药品招投标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当时与会的一位专家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直言：如果招投标没有问题，能通过这种手段降低老百姓的负担，那么国家发改委就不会每年都要强制性地对药价降价，这其中就包括许多是招投标进来的药品。

　　到2007年2月28日，国家发改委已经进行了22次大规模药品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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