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贤亦需防"狼" 开开事件本是不该发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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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03月30日16:03 中国证券报

    导语：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张晨掏空开开实业的过程，却发现张晨的骗术并不高明，开开事件原本不难防范

    3月的上海在数次寒流间歇初显春天的端倪，但受张晨案重创的开开实业(600272)和三毛派神(000779)离走出严寒尚早。

    3月11日，深陷张晨案三毛派神发布公告，决定撤换一名监事和包括张晨在内的三名董事。

    业内人士认为，因张晨案引发的开开系人事变动还远未结束。

    事隔4天，在3月15日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三毛派神收到了证监会甘肃监管局的立案调查通知书，称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被证监局立案调查。而此前的1月26日，开开实业也收到了证监会同样内容的一纸调查令。

    尽管证监会对两家上市公司的调查结果尚待揭晓，但开开系企业受张晨巨创已是事实，有媒体报道涉案最深的开开实业的损失可能高达8亿。

    叱咤上海制衣业的开开实业经此一役元气大伤。然而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张晨掏空开开实业的过程，却发现张晨的骗术并不高明，开开事件原本不难防范。

    “求贤”亦需“防狼”

    关于张晨何以进入开开实业身居总经理高位说法不一。

    传闻一说张晨有静安区政府人士的大力引荐;传闻二说开开实业的第二大股东上海九豫、第三大股东上海怡邦以及第四股东上海和康的幕后控制人均为张晨。三家公司在张晨上任前的一个月，一共受让了开开集团所持的18.52％的开开实业股份。张晨正是通过这三家公司，顺利进入开开实业。

    而按照开开实业的公开说法，聘用张晨是因为他是具有“海归”背景的职业经理人，有良好的海外开拓能力，其海外关系可能为开开带来订单。

    无论何种说法，可以确定的是张晨在入主开开实业之前已是声名不佳，并因在箱包界的种种劣迹甚至被称为“张骗子”。正是这样一个人，摇身成了上海知名企业的总经理。

    按照常规的企业招聘流程，尤其是引进高层管理人员，程序会相当慎重严谨。上海英特杰高级人才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党新华认为：“如果招聘本身过程的程序比较严谨，可以减少这样事情发生的机会。像开开这样，就是属于事先没有做过调查。”

    党新华描述他们为企业猎取高管通常有三道“防火墙”。一是通过市场上本行业内有经验、有名气的人推荐候选人，如果一个人被好几个人同时推荐，则说明他的行业名声比较好，反之亦然;二是对候选人进行全面查证。比较重要的是他原任职企业的上级、同事、下级的三方面评价；三是横向比较。与竞争对手同样级别的管理人员比较，了解候选人目前在什么样的水平上，以确定他是否胜任。

    原三枪集团总经理苏寿南对此也表示赞同，“前几天一个区的副区长跟我说，他们也像开开一样想请一个经营者，因为不放心，花了很多钱调查，结果发现想请的人有问题，马上拒绝了。这就说明，只要仔细调查，存在的问题还是能查得出来的。何况开开事件的张晨本身就是信誉很不好的。”

    张晨是否有多人推荐我们不得而知，但对他先前的业绩和背景调查肯定是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

    总经理何成“一言堂”

    张晨赖以控制开开实业的三家公司都是显而易见的空壳公司：上海九豫服饰有限公司，2001年12月19日注册成立;上海和康旅游用品有限公司，2001年12月20日成立;上海怡邦针织品有限公司，2001年12月26日成立。

    2002年2月，上海开开(集团)有限公司便将持有的开开实业国家股中的1100万股、占总股本的4.53%出让给上海和康;同年4月29日和5月20日，开开集团以同样的方式分别向上海九豫、上海怡邦出让7.82％、6.17％的股权。

    由此，这三家关联公司所持有的开开实业股权占总股本的18.52％，超过了第一大股东开开集团所持有的14.44％。开开实业的控制权一开始就已“大权旁落”。

    有媒体调查称，三家企业的法人代表和持股股东张云鹏、李冬青、雷慧琦以及朱曼林都是杭州人。而由三家企业委派的开开实业董事吴利华、熊克力、陈敏仪、许佩能也都和张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样的持股结构使张晨有可能形成“一言堂”，为他下一步掏空开开实业打下了基础。

    渣打银行中国区人力资源经理周千伟认为，这样的局面原本完全可以防止，开开集团在出售股权的时候就应该做一定的调查，了解受让方的一些基本情况和意图，这样至少可以知道对方进来到底是想做什么，有没有恶意。

    目前，三家公司均人去楼空。西康路的上海九豫办公室空空荡荡，前台处赫然是“开开”的红色标记。前台小姐告诉记者:“没有上海九豫这个公司，这个楼层只有我们开开公司。这里一直是开开的。”

    万航渡路开开广场11楼的上海怡邦公司办公室中倒是十分忙乱，小小的办公室里，到处是审计报告。让人联想起在同一幢楼中正接受各路审计人马调查的开开实业。一位女士称她们是一家审计公司，目前借用这间办公室。然而她却不愿意提自己公司的名字，也不知道上海怡邦公司。

    附近的胶州路上的上海和康更是大门紧闭。外头的招牌竟也换成了“上海易曼羊绒服饰有限公司”。隔壁公司的工作人员称“公司自去年下半年就换了这个名字”。

    张晨的作案路径

    张晨掏空开开资金的行动并非从担任总经理后才开始。

    张晨案发后，开开实业公布了一份当初开开集团转让国有股时的补偿协议。按照协议内容，三家公司除股权转让款外，还应向开开集团支付补偿款1650万元、2850万元和2250万元，折合每股1.5元。该款项至今仍未结清。而九豫和怡邦公司所持有开开股份，已于2003年9月22日全部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上步支行，为上述公司取得贷款额度提供出质，质押期限为三年。

    而张晨上任以后，更利用职务之便采取了一系列手段，且步步得逞。

    2002年9月5日，嘉兴港区大洋服饰有限公司成立，张晨为法定代表并出任该公司董事长。大洋服饰注册资本3000万元，其中开开实业出资2250万元，占公司75%的股份；张晨控制的百联投资出资750万元,占25%股份。截至2004年12月30日，开开实业为大洋服饰提供的担保累计已达7050万元。而在大洋服饰成立之初，作为开开的控股子公司，开开实业为其提供的担保为承担连带责任担保。这意味着银行可以放弃追索贷款人而直接要求担保企业归还银行贷款。

    2003年10月，开开实业终止了“投资人民币7500万元设立嘉兴港区开凌服饰有限公司”的项目，将该笔资金中的6975万元变更为受让百联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大唐旅游用品(常熟)有限公司75%的股权，并对大唐旅游用品(常熟)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其中，开开实业增资3,932万元，百联公司增资1,311万元，增资后大唐公司的注册资本达到8,658万元。通过股权转让，张晨成功套现。

    2003年12月，开开实业、中深彩、中经领业共同出资成立广东中深彩融资担保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2.5亿元。其中开开实业出资1亿元，占40%；中国深圳彩电总公司出资1亿元，占40%；深圳市中经领业发展有限公司出资5000万元，占20%。法定代表人为张隆军。张隆军系中深彩总裁，中经领业是中深彩子公司。有消息称张晨在出逃前曾向张隆军提走1.2亿。

    张晨与中深彩和张隆军的渊源由来已久。早在1997年，张晨时任香港BOSCAN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BOSCAN与中深彩合作,成立了深圳联彩旅游用品有限公司。此时，张隆军任中深彩副总会计师。1999年底，张隆军出任深圳联彩总经理。

    目前，中深彩也深陷泥潭。今年年初，中深彩为避债而一直“临时放假”。据媒体报道曾有上海警方到过中国深圳彩电总公司，在公司里呆了很久才和几位公司领导一起离开。而开开砸入的1亿元也不知下落。

    就在中深彩融资担保公司成立的差不多时间，上海毕纳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金3亿元。其中，开开实业出资1.2亿元、开开集团出资3,000万元、Emirates(Fareast)投资有限公司出资1.5亿元。2004年9月，开开实业将出资额中7000万元所对应的股权转让给三毛派神。毕纳高是以“专门接手烂尾楼项目”为由成立的，这个项目就是被开开实业和三毛派神誉为“利润新增长点”的东海广场。毕纳高地产自成立以来，除了吸收了不属于Emirates的2亿元资金外，对东海广场项目没有任何投入。知情人士透露，张晨很可能利用其控制抽逃出资，使其他三家股东和东海广场项目面临巨大损失。

    内控薄弱与治理缺失

    张晨一连串的所谓资本运作令人眼花缭乱，其结果是将原本属于开开实业的巨额资产收入自己囊中，苏寿南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内部控制不力尤其是对资金流动控制不力而造成的。

    “我们以前为了防止像开开事件这样的事发生，每月召开资金委员会的会议，每家公司的明细帐都要拿出来，每天的收支情况都要非常清楚。在重大的经营活动中，全部按照规定办事，违反规定的欠帐一律不同意。我觉得经营者要把国有资本要当作自己的资本来看，才能搞得好。而且任何的经营者，都必须有监管约束。”

    上海市原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周鹤龄对张晨随心所欲的行为质疑道:“8年来，上海大型国有企业的董事长都很强势，另外还有党委进行监管，很多事情都必须经过董事长签字才行。像张晨这种事情非常令人奇怪，他们的董事长到底在做什么？”

    在“张晨案”中，已不仅仅是董事长“无为”，包括整个法人治理结构、内部监控体系等都出现了缺失，事实上只要董事会、独立董事或监事会任何一个环节真正起到了作用，张晨的伎俩就很难得逞。

    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陈勇鸣分析，“从开开事件可以看出，他们的董事长、监事会是有很大责任的。要查这件事，首先就要查他们的董事长，可能就与经理班子有内部交易，也可能是其他原因，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我觉得这个董事长要负重要责任，因为董事长是最大股东代表，小股东没有权利约束他，独立董事则常常只是个花瓶，很难起到作用，像开开的那个独立董事索性就辞职了。”

    陈勇鸣认为，类似于开开这样的治理危机在很多公司都存在，而解决的途径之一就是要增强独立董事的独立性。

    “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一般由大股东提名，其薪水也是由董事会发的，在一股独大的企业中，独立董事本身缺乏监督的立场。而在国外很多国家，由于企业股权分散，独立董事是由股东大会产生的，独立董事的薪酬往往由财政部提供，所以他们的独立董事是真正对股东的利益负责。”

    此外，陈勇鸣认为，我国企业里监事会行使职权往往没有常设机构和必要的实施手段，使监察的行使权落空。《公司法》虽然也规定了监事会可以行使财务监察权，但当董事、经理拒绝监督和纠正时，法律并未规定监事应如何对待此种情况以及监事可以采取何种救济措施。同时，监事会在公司内部并无独立地位，在多数情况下，由于监事多为兼职，监事会没有自己的常设办事机构，其日常监督职能根本无法正常发挥。因此，加强监事会的权限也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必须要做的工作。（本刊记者顾佳施征/上海国资）(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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