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报告精选（10月10日）

　　金融界网站10月10日讯 今日，多家机构针对宏观经济与政策、市场、行业和公司发布了研究报告，其中的主要观点汇总如下:

　　宏观研究

　　经济政策全面转向保增长

　　刘煜辉:未来经济滞胀可能性大于通缩

　　市场研究

　　四季度A股市场投资策略:单靠政策春风吹不暖股市

　　海通证券四季度策略:政策与经济基本面的激烈博弈

　　行业研究

　　航运行业:金融海啸波及航运 回避两只股

　　软件行业：软件产品收入增速提升 后市关注3只潜力股

　　公司研究

　　华能国际:1-9月发电量同比增长12.7% 目标6.26元

　　武汉中百:股东微量减持公司价值不改 目标11.25元

　　经济政策全面转向保增长

　　(记者梁盛)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正好遇上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和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内外环境。宏观经济政策是否能从“一保一控”全面走向“保增长”?财政政策在“保增长”中应如何发挥作用?为此，《投资者报》专访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教授、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安体富。二人均认为现在正是中国经济政策全面走向“保增长”的好时机，应加大对民生的投入、加强对中小企业的税制改革，完善财政补贴制度。但对财政支出是否应从总量上加大，两位专家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投资者报》:在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也在放缓，甚至面临下滑的风险，而且这个阶段可能维持较长时间，我国经济政策是否会在三中全会后全面转向“保增长”?

　　汤敏:“保增长”已是国家倾向的一个政策，而我们需要清楚的是保什么样的增长。是保去年11.9%的增长，还是保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增长。我认为是后者，这个增长应在9%~10%间。在保增长的同时还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现在的情况表明，如果按照原来的增长模式——靠出口和投资，很难坚持下去。现在全球经济都面临着严峻考验，消费总量肯定要大幅下滑，如果依赖出口，经济增长很难长期保持下去。所以我们现在要求的是，以内需为主的增长。这就要求我们找到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方式。

　　安体富:我认为中国经济政策到了全面走向“保增长”的时候了。根据现在的国内外形式，应把“保持经济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投资者报》:财政政策在“保增长”中将如何发挥作用?

　　汤敏:财政政策在“保增长”中能起到两大作用。第一，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放缓、外部经济环境不景气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能推动经济增长。第二，财政政策能够解决的不仅是消费问题，还能使内需的结构发生变化。

　　安体富:以前我们说的财政政策都是稳健，这是中性政策。实际上可再放松一些，甚至可往扩张性财政政策上倾斜。

　　《投资者报》:统计数据显示，继今年7月全国税收收入增速大幅回落后，8月税收收入绝对额和增长率再创今年以来单月最低水平，财政收入在减收增支方面是否面临巨大压力?

　　汤敏:从财政角度来说，增收不一定是好事，减收也不一定是坏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关系到两方面，一个是增加支出，另一个是减少收入。我国财政收入在过去几年中，都是以20%~30%的速度上涨，实际上是政府过分取民之利的表现。而现在财政收入增幅减缓不完全是坏事，其中有自动调节的作用在里面。

　　安体富:这看上去使得“保增长”的空间有所缩小，但我觉得总体上问题不大。今年7、8月财政收入增幅回落与现在的经济下滑有关。财政收入原计划是实现增长8%，从全年看是肯定能实现的，当然和去年相比会有所下降。

　　《投资者报》:当前情况，人们普遍认为短期内要有一些刺激经济的方案，是否需要这样的刺激措施?规模应要多大?

　　汤敏:从目前情况看，起码到第二季度，经济增长还是10.1%，这还是个较高的增长速度，笼统地说要刺激经济还为时过早，但对某些行业，如中小企业、出口行业，破产的较多，受到的影响较大，对它们进行帮助是必要的。

　　从货币政策来说，稍微宽松也是必要的。当然还要参照第三、四季度的经济数据和美国经济及世界经济的发展情况，才能做出用多大力度刺激经济的决定。而目前的增长速度并不慢，也就不需要全面刺激的措施。

　　安体富:我认为刺激经济的方案是可行的。财政政策要拉动经济、刺激内需，有两方面可做。一是税收，我们一直都在讲减税。现在减税的趋势是较明显了，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后，税率不变，税基缩小，会减收1000多亿元，这是个较大的措施。二是财政支出，应增加对民生的投入。

　　《投资者报》:在今年的后几个月甚至明年，财政支出应重点投向哪些领域?为什么?财政支出在总量上是否应加大?

　　汤敏:重点应该投向民生，既定的方针还是要坚持，但财政支出的程度是否应增大，还有待观察。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及世界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还不很清楚。但财政支出增加的趋势是明显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增加和增加什么。

　　现在的基础设施比10年前有了很大提高，把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上对拉动内需的作用有多大，也是颇受争议的问题。现在投入到民生方面可能要更大一些。

　　安体富:这两年已经向民生方面倾斜了，但财政支出结构中用于民生方面的投入还较低。现在应加大力度，并形成制度。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年基础设施建设在大城市变化很大，但小城市和农村还较薄弱，应该加强投入，投入总量也应加大。这次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加强对三农的支持，今后肯定是要采取措施的。

　　《投资者报》:税收体制应如何改革?

　　汤敏:现在最需要改革的是中小企业的税收制度。在发达国家，中小企业的所得税率一般不及大企业的一半，而我国对中小企业的税收减免力度远小于这一水平。国外对中小企业提供多种税收优惠形式。当然，税收政策要本着公平的原则，才有利于公平的市场秩序的建立。

　　安体富:首先，增值税转型主要针对的是一般纳税人购买固定资产进行抵扣。但对小规模纳税人（中小企业）的影响不大，而现在遇到困难的就是中小企业，所以应想办法大力支持中小企业。

　　现在中小企业，也就是小规模纳税人实行的是征收率，即按照销售收入乘以征收率征收，所以增值税转型与否对这些企业是没有多大影响的。原先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比一般纳税人还要重，而增值税转型后，这种税负显得更重了。所以我主张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而现在的征收率是工业企业为6%，商业企业为4%，如果能分别降到4%和2%，这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其次，企业所得税的问题对企业的影响也很大。今年两法合并，税率由33%降到25%，对中小企业和微利企业降到20%，但我觉得还是高了点，最好降到15%。

　　再次是个人所得税，人们主张提高个税起征点，现在是2000元，对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城市显得低了些，所以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区别对待:发达地区高一点，西部地区低一点。这也是有利有弊的，这样做不利于西部引进人才。另外我们的个税和西方比还很不完善，我们是按个人申报的，西方可按家庭申报。

　　征收个税的一个很大作用是调节收入差距，但我国的税收制度做不到这点，因为有钱人的主要收入不是工薪，而是工资外的收入，而这部分收入国家根本掌握不了。要解决该问题要做到以下4个方面。一是实行单一税号，不论是企业扣税还是个人扣税都在这个税号上留下记录，实行税号和个人或企业挂钩的制度;二是收入货币化，公司奖励的各种福利都要用货币量化后缴纳税款;三是加强现金管理，这在国外控制得很严，大额支付都是要通过银行转账的，进行非现金结算，而我国的偷、漏税主要是现金偷漏;四是税务局应和企业、海关、安全、工商部门、证交所联网，掌握个人、企业的收入情况。

　　《投资者报》:财政补贴制度应如何发挥作用?

　　汤敏:对贫困人群进行财政补贴以增加其收入的方法，应当转变为减少其在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支出。这样做可以减少富人搭穷人“便车”的现象，社会成本更低，可操作性强，但须防止过度福利。

　　安体富:现在的补贴主要是和价格相联系的，我们有必要进行价格改革。资源价格要和国际接轨就必须调高，这样贫困群众的生活就会受到影响，因此有必要对他们进行补贴。现在对企业补贴是因为价格定得不合理，以后价格逐渐放开，对企业的补贴也会越来越少。 投资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