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章节内容来自金融界上市公司研究院撰写的《重估与重构: 后疫情时代中国医药生物产业的分化演进——金融界机构投资者论坛暨中国医药生物企业峰会（2020）专题报告》。该报告重点研究后疫情时代创新驱动下，医药生物产业格局重构趋势与演进方向，进行汇总、解读与展望。报告分为产业综合研究、细分领域梳理、医药生物创新聚焦，以及医药生物ESG理念与实践解读4个章节。

　　目前国际上最为主流的ESG报告标准可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被上市公司采纳最多的国际组织标准，其中包括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标准、ISO260000、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标准等；第二类是ESG评级公司标准，其中包括MSCI、道琼斯、FTSE Russell、Morningstar、汤森路透等；第三类为证券交易所标准，其中包括有伦交所ESG报告指南、纳斯达克ESG报告指南等。港交所于2012年发布《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在2015年修订后要求企业披露ESG报告，并将部分指标分阶段提升至“不遵守就解释”；第四类ESG报告标准为政府及监管组织标准。

　　在国际范围内，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已经成为共识，所有行业均呈现了良好的披露率。对于ESG投资起步较早的国家和地区，无论是披露标准的规范化，还是信息披露率在2017年就已经达到相对较高的水平。此外，对于大部分收入较高的企业，其社会责任披露意愿更强，对社会责任信息与投资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认可度更高。

　　国内方面，2008年，上交所发布《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及 “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特点拟定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具体内容，但报告至少应当包括在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工作，在促进环境及生态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工作，或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工作。”并提出“对重视社会责任承担工作，并能积极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将优先考虑其入选上证公司治理板块，并相应简化对其临时公告的审核工作。”同年，上交所发布《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8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要求上交所上市的“上证公司治理板块”样本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以及金融类公司应在2008年年报披露的同时披露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并鼓励其他有条件的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

　　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目前A股上市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对消耗能源总量，排污种类、数量、浓度、去向，生产过程中废物处理，以及其他定性描述指标进行自愿披露。截至目前，国内还未针对ESG信息披露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现有的披露政策与指引主要还是体现在社会责任报告上。

　　2008年后A股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数量明显上升。上市公司披露2018年社会责任报告数量为910份，披露比率为25％。交易所方面，上交所上市公司责任报告发布数量及发布比率均高于深交所。企业性质方面，国有企业披露责任报告的数量远高于民营企业。行业方面，责任报告披露比率最高的为金融业，钢铁、采掘、有色金属等环保重点关注行业披露比率次之，披露比率最低的行业为电子、通信、计算机等科技产业以及汽车、机械、电气设备等制造业。”

　　截止2020年8月末，A股中披露2019年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数量为936家。以其中最后一家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日期7月16日为截止，A股共有3892家上市公司。以此计算，发布2019年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比率约为24.05％，略低但基本与上年持平。

　　具体到医药生物产业来看，截止今年7月16日，申万一级行业分类下，A股共有335家医药生物上市公司，其中有74家发布了2019年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比例约为22.09％，低于A股整体水平。

　　制图：金融界上市公司研究院 数据来源：巨灵财经

　　将对医药生物行业下的二级行业分类，分别的披露比率进行统计可以发现，除医疗器械、化学制药两个二级分类外，其余分类下的披露比率均远高于A股平均水平与行业平均水平。其中，化学制药分类下上市公司数量最多，而中药与医疗器械数量分列2、3位，仅相差1家上市公司。由此可以得出，化学制药与医疗器械分类下的A股上市公司，2019年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比例拉低了行业整体水平，而中药分类下的A股上市公司，披露比率与披露公司数量，均在行业中处于领先。

　　当然，由于社会责任报告的编制需要不菲的成本等原因，除行业分类特征外，A股上市公司选择是否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还应该与其规模、收益等情况相关。74家披露了2019年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医药生物行业上市公司，其截止8月21日市值平均值为477.21亿元，2019年归母净利平均值为7.89亿元，而行业整体的相应指标数据，则仅分别为228.36亿元与2.93亿元。

　　对医药生物行业中，74份2019年社会责任报告进行样本分析，还能够发现其中最为重要的环境定量信息，披露内容具有选择性、披露方式和位置具有随意性等问题。这主要也与缺乏相应法律法规监管机制、企业自身环保意识较差、相应披露制度的研究相对滞后等原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