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农民工占据我国人口总数超五分之一，其就业、收入等情况不仅关系到短期经济企稳修复，也影响着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因此，本报告对此进行展开分析。

　　农民工增长放缓，返乡就业成常态。近年来农民工人数的增长陷入停滞，18年农民工总量增速尚不足1％，创下09年以来历史新低。而我们发现，农民工增长放缓并非由于其向农业转移。城镇化才是农民工增长减速的根本原因。14年以来农村户籍人口总量每年减少规模均在1000万人以上，农民工数量增长随农村户籍人口的减少持续减速。而从结构上来看，农民工返乡成为常态。越来越多农民工选择回到家乡，而非外出打工，即便是外出农民工中省内就业的也越来越多，“春运大军”的消减侧面印证了农民工的返乡趋势。

　　农民工返乡，何以成为主流？目前外出与本地务工农民工之间收入差距仍不断走扩，外出务工看起来优势尚在，为何返乡成为农民工主流选择？首先，城市生活成本上升，开销日益增加。14年以来，城市生活成本上升速度持续快于农村，更值得注意的是，18年以来城市房租水平经历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而外出农民工居住成本约占生活消费支出的45％左右，房租水平的上升无疑为其带来了不小负担；其次，城市就业环境景气下降，农民工首当其冲。农民工在城市所面临的就业环境也已大不如前，制造业和建筑业从业人员占农民工总量一半左右，由于受到经济下行的冲击，19年初两大行业PMI就业指标均处低位，意味着就业压力上升。年龄结构变老，受教育程度有限。此外，农民工群体正在不断变老，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由08年的11.4％升至17年的21.3％，九年间提高近十个百分点，而其受教育程度也较为有限，在经济转型期对从业人员知识水平要求的上升，加之劳动能力随年龄增长下滑，因此雇主在做出雇佣选择时会更为慎重。最后，家乡发展可喜，吸引农民工回流。家乡发展的向好态势也吸引农民工回到本省或本镇就业。时至今日，农村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99.4％的乡镇已通硬化路面。由于基础设施条件的成熟，以及东部省份转型发展的现实需要，中西部的传统农民工输出大省将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作为盘活地方经济的重要抓手，产业的迁移也促进就业人口回流。政策层面上对于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也给予了大力支持，15年国办就已印发《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指出要为农民工创造更多就地就近就业机会，农民工返乡良好局面业已形成。

　　城市生活成本上升，农村零售增长有限。农民工返乡会给我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对于城市来说，这意味着劳动力成本增加，最终可能带来城市生活成本上升。对建筑业等行业而言，成本上升或可通过不同方式化解，但对于部分服务行业，农民工返乡带来的成本增加可能很难消化，并且服务需求相对旺盛，因此价格上涨在服务消费中或体现得更为明显。零售增长空间有限，耐用品渐饱和。对于农村来说，目前返乡农民工收入水平仍然不高，因此即便是农民工逐渐返乡，其购买力或也难以支撑零售消费增速的高企，并且，目前农村居民耐用品拥有量已渐饱和，刺激农村消费的政策效果料将有限。然而，农村人口结构已经偏老，养老、医疗和老年文化等服务消费具备一定发展前景。激活内需更好发展，多措并举提高收入。返乡农民工发展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提高收入上来。首先，政府部门应该大力降低农村经营者成本，减税降费缓解负担；其次，农民群体要开拓思路，与创新的业态多结合；最后，发展上还需要金融部门通过多种方式予以资金支持。返乡农民工是农村的财富，农民兄弟一定会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

　　18年经济寡淡收官，随着经济增速日趋放缓，就业压力也随之上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19年要强化逆周期调节来稳定总需求，同时将稳就业放在突出位置。而农民工占据我国人口总数超五分之一，其既是重点就业群体，又是内需扩张必不可少的来源群体，农民工的就业、收入等情况不仅关系到短期经济的企稳修复，也影响着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因而，本报告对此进行展开分析。

　　1。 农民工增长放缓，返乡就业成常态

　　1.1 农民城镇落户，农民工增长停滞

　　农民工总量增长“停滞”。根据统计局对农民工群体的跟踪调查，我国农民工总量自16年以来已突破2.8亿人，18年农民工总数2.88亿人，约占我国总人口的21％。但近年来农民工人数的增长陷入停滞，14年开始农民工人数同比增速就已降至2％以下，18年增速更是不足1％，18年农民工人数比17年仅增加180万人左右，双双创下09年以来的历史新低。

　　从理论上来看，可能造成农民工总量增长放缓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农民工就业选择的转变，从非农产业向农业扩散；二是农民人口数量的减少。

　　农民工回归农业？答案是否定的。然而，我们发现，农民工人数增长的放缓并非来自其就业选择的变化，自03年以来农业就业人员数量一路下滑，占全国就业人员比重更是不断下降。17年农业就业人员数量较16年减少超过500万人，农业就业人员占全国各行业就业人员比重已不足27％，日益减少的农业就业人员数量意味着农民工并未向农业产业大规模转移。

　　城镇化才是农民工增长减速的根本原因。排除了向农业生产回归的影响，农民工人数增长放缓主要同农民人口数量减少有关，这背后反映的其实是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17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已从11年的35％左右提高到42％，14年以来农村户籍人口总量每年减少规模均在1000万人以上，17年更是超过了1400万人，随着农村人口到城镇落户，这部分人口不再计入对农民工的统计，农民工数量的增长自然也随农村户籍人口的减少而持续减速。

　　1.2 农民工返乡就业，春运大军消减

　　农民工返乡成为常态。从结构上来看，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回到家乡，而非外出打工。从08年到18年，本地农民工人数年平均增速比外出农民工高约1个百分点，这一期间本地农民工数量占比提高了近2.5个百分点。由于国家统计局对本地农民工的统计口径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农民工”，因此本地农民工占比的增加意味着更多的农民工不仅向省内大城市回流，而且也在向本镇本乡的三四线及以下小城镇回流。

　　即便是外出农民工，倾向于省内就业的也越来越多，11年外出农民工中省内就业比重首次超过省外就业，其后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17年外出农民工中省内就业比重已超过省外就业比重10个百分点以上。

　　“春运大军”的消减也侧面印证了农民工的返乡趋势。15年以来我国春运期间全国旅客发送量开始低于30亿人次，18年春运期间全国发送旅客同比增速更是首次出现负增长。发改委副主任表示，19年春运期间我国旅客发送量预计仍将在30亿人次以下，同比增速虽低位反弹，但预计仍不足1％。而作为春运主力之一的农民工，其回乡就业趋势同春运旅客发送量的低增速相印证。

　　2。 农民工返乡，何以成为主流？

　　收入差距尚在，外出务工似有优势。农民工转向非农生产、背井离乡进城打工无外乎冀望于获得更高的收入。而17年外出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超过3800元，本地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尚不足3200元，两者的月均收入差距超过600元，在外出务工与本地务工农民工收入差距不断走扩的情况下，外出务工看起来优势尚在。

　　那么，在收入差距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返乡就业为何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流选择？

　　首先，城市生活成本上升，开销日益增加。14年以来，城市生活成本上升速度持续快于农村，城市与农村CPI增速之差每年平均接近0.2个百分点，因此考虑到生活成本的上升，外出与本地农民工收入增速之差几乎被抹平。据17年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的调查结果，外来农民工在京生活最烦恼的事情中“生活开销大”以接近60％的占比位居第二位。而位列第一和第三的医疗教育无疑也和生活成本问题高度相关，比如国家统计局对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就指出，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反映随迁儿童上学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就是费用偏高。

　　城市居，渐不易。值得注意的是，18年以来城市房租水平经历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而外出农民工居住成本约占生活消费支出的45％左右，因此房租水平的上升无疑为其带来了不小的负担。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8年农民工收入增速仅在6.8％左右，而一线城市房租水平的平均涨幅超过20％，二线城市房租涨幅也超过了两位数，农民工收入的增长远落后于房租水平的上升。

　　其次，城市就业环境景气下降，农民工首当其冲。即便农民工仍能通过勤俭努力来应对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但其在城市所面临的就业环境也已大不如前：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显现令就业景气度下降；另一方面，农民工自身特征或也使其在经济转型期就业面临局限。

　　建筑、制造业从业为主，服务业有少量分布。农民工从业行业以第二产业为主，其中制造业和建筑业从业人员数量合计占到农民工总量的一半左右，而除此之外，服务行业也有少量分布，如超过五分之一的农民工在批零和居民服务行业就业。

　　农民工主要从业行业就业景气下降。由于受到经济下行的冲击，就业压力逐渐显现，特别是农民工的主要从业行业，其就业景气程度明显下降。制造业作为农民工的第一大就业行业，19年1月其PMI从业人员指标创16年5月以来的历史新低，而18年底城镇调查失业率维持在5％以下的较低水平，PMI从业人员指标下行但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低位，两者看似并不协调的背后可能就是由于就业压力率先在农民工群体显现。作为农民工第二大就业行业的建筑业，就业景气度同步下降，19年1月建筑业从业人员PMI指数持平在14年以来的同期最低点。

　　年龄结构变老，受教育程度有限。此外，农民工自身特征也加剧了其在当前环境下的就业局限：一方面，农民工群体正在不断变老，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由08年的11.4％升至17年的21.3％，九年间提高近十个百分点，而劳动能力随年龄增长势必出现下滑，因此雇主在做出雇佣选择时会更为慎重；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多数岗位对从业人员知识水平的要求上升，因此受教育程度有限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机会下降，不得不返回家乡。

　　最后，家乡发展可喜，吸引农民工回流。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等传统农民工输出大省以及农村地区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乡发展态势向好也吸引农民工回到本省或本镇就业。

　　第一，基础设施日益完善。“要致富，先修路”，一直以来，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村发展，而时至今日，农村的落后局面已有大幅改观。据交通运输部数据，随着农村公路建设投资稳步增长，17年全国农村公路里程已突破400万公里，99.99％的乡镇均已通公路，而通硬化路面的乡镇比例也已高达99.4％，农村邮政投递线路总长也超过380万公里，有超过25％的村设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

　　第二，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由于基础设施条件的成熟，以及东部省份转型发展的现实需要，中西部的传统农民工输出大省将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作为盘活地方经济的重要抓手，如安徽省在10年成立的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成立以来累计引进亿元以上省外投资项目到位资金超过3.5万亿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600亿美元。而产业的迁移也促进就业人口回流，农民工可以在家乡附近就近从业，在获得相对可观收入的同时又无需支付东部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

　　第三，政策鼓励返乡创业。政策层面上对于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也给予了大力支持，15年国办印发《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提出鼓励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三年行动规划纲要，为农民工创造更多就地就近就业机会。自此国家层面有关鼓励就业创业的政策文件均对农民工返乡予以大力支持，如将符合条件创业项目纳入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范围、允许创业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和返乡创业试点推进等，可以说，农民工回乡就业创业的良好局面业已打开。

　　3。 城市生活成本上升，农村零售增长有限

　　农民工返乡会给我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

　　城市生活成本上升。对于城市来说，农民工返乡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即便农民工收入近年来持续增长，但17年其月均收入水平仍不足3500元，而城镇私营单位月平均工资超过了3800元，如果农民工逐渐退出城市就业市场，势必将推高企业工资成本，进而传导到终端价格，造成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

　　价格上涨服务居前。对于建筑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而言，农民工工资成本本身占比不高，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也正面临需求饱和、转型升级之路，成本上升或可通过技术创新化解，但对于部分服务行业比如家政业而言，农民工返乡带来的成本上升可能很难消化，并且其需求正处于旺盛态势，因此农民工退潮带来的价格上涨在服务消费中或体现得更为明显。

　　零售增长空间有限，耐用品渐饱和。而对于农村来说，返乡农民工收入水平仍然不高，加之此前三四线去地产库存引发的置业潮，因此即便是农民工逐渐返乡，其购买力或也难以支撑零售消费增速的高企，18年农村社消零售总额增速随城市一同下降，创下10年以来的历史新低。并且，目前农村居民耐用品拥有量已渐饱和，17年每百户农村居民拥有彩电达120台、冰箱超过90台、空调也已超过50台，与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与08年类似的“家电下乡”等农村消费刺激政策效果料将有限。

　　农村人口偏老，服务消费有前景。但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日渐突出，根据17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农村60岁以上年龄人口占比高出城市4.6个百分点。而针对农村人口的新农保、新农合覆盖面不断扩大，农村居民的保障水平提升，因此，随老龄化而来的养老、医疗、老年文化等服务需求料将持续增长，服务消费具备一定的发展前景。

　　激活内需更好发展，多措并举提高收入。那么，如何才能使返乡农民工得到更好发展、激活农村内需？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提高收入上来。首先，政府部门应该大力降低农村经营者成本，减税降费缓解负担；其次，农民群体要开拓思路，与创新的业态多结合，比如“互联网+”就给农民群体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方式，竹鼠养殖的“华农兄弟”靠视频走红了网络，也帮助了其竹鼠销售。当然，这也需要农村完善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相配合。最后，农民群体由于存在着收入来源不稳定、资本金微薄和抵押品不足等局限，因此发展上还需要金融部门通过多种方式予以资金支持，如更好地发挥创业担保贷款等金融工具的作用。

　　我们相信，返乡农民工是农村的财富，而不是负担，具有城市开拓视野、熟悉乡土乡情、扎根农村建设的农民兄弟一定会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