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要点

　　经历过2018年至今的5次降准后，数量宽松已经通过营造资金面引导债券收益率大幅下行，流动性超额供给拉低利率水平，数量投放产生“降息”效果。数量型工具仍然需要依赖货币传导机制的畅通，目前通过降准的方式所实现的“降息”效果仍然局限在金融体系内部。

　　每一轮货币宽松背后都一定有数量工具的大规模投放，本轮宽松实现流动性超额投放。2018年二季度以来的每一个季度，央行流动性净投放均超1万亿，三个季度累积实现超4万亿元的资金释放，力度并不低于2016年货币宽松时期。二季度以来通过降准释放的资金占总释放量的80％以上，逆回购和MLF操作在央行货币政策工具中被逐步边缘化。降准操作对流动性缺口的补充效果非常明显。流动性缺口转负，流动性实现超额供给。

　　流动性超额供给拉低利率水平，数量投放产生“降息”效果。流动性大额净投放、流动性缺口的收窄形成了银行体系充裕的流动性环境，资金市场利率快速下行，继而引导债券收益率下行。资金利率突破公开市场操作政策利率，而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突破2016年底以来的政策利率底部，以往通过调整政策利率来引导的资金利率下行已经被部分实现。在利率走廊框架下约束资金面的公开市场利率虽然没有直接下调但实质上已经出现了“降息”的效果。

　　数量型工具仍然需要依赖货币传导机制的畅通，目前通过降准的方式所实现的“降息”效果仍然局限在金融体系内部。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和基础货币余额在降准的作用下收缩说明货币乘数效应的疲弱和信用派生机制的阻滞，资金堰塞在金融体系内部，降准所带来的“降息”效果没有体现到实体经济中。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可能面临两个选项，其一是通过创设新型的主动扩表工具来助力信用创造，另一方面动用价格工具释放信号。

　　对债市而言，货币政策的宽松将带领债市在牛市的行情中继续行进一段时间，我们认为在宽信用传导没有明确转向信号之前，利率仍然存在一定的下行空间。

　　正文

　　经历过2018年至今的5次降准后，数量工具的持续投放已经通过营造宽松的资金面顺利地引导了债券收益率大幅下行，资金利率和债券收益率均大幅下行：DR007自2018年7月初首次出现与7天逆回购操作利率倒挂后始终紧贴政策利率运行并时有倒挂现象，元旦后DR007快速回落并创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受资金面持续宽松影响趋势下行，2018年12月底快速下行并低于1年期MLF操作利率3.3％。

　　本轮宽松：流动性超额投放

　　每一轮货币宽松背后都一定有数量工具的大规模投放。本轮政策层面的货币宽松始于2018年初，但市场对货币宽松的认识是随着二季度起央行流动性投放逐步放量而加深的。2018年二季度以来的每一个季度，央行流动性净投放均超1万亿，三个季度累积实现超4万亿元的资金释放，力度并不低于2016年货币宽松时期。

　　于此同时，央行数量工具的使用也出现向长期流动性投放的转变。2016年的货币宽松是以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和MLF操作频率和规模的增加为特点的，2015年多次降准后央行资产负债表陷入收缩境地，央行于2016年通过开展OMO等主动扩表工具来对冲外汇占款的流失，实现流动性的大额投放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而2018年以来的数量宽松则是与2015年类似的以降准为主，二季度以来通过降准释放的资金占总释放量的80％以上，逆回购和MLF操作在央行货币政策工具中被逐步边缘化。

　　降准操作对流动性缺口的补充效果非常明显。商业银行的准备金需求是流动性缺口的主要部分，央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了商业银行的准备金需求，同时减少了流动性供给，快速地刺激流动性缺口的增长；同样，人民银行降准也会造成流动性缺口收窄，甚至出现流动性盈余。从历史数据来看，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对流动性缺口的弥补效果非常显著。

　　流动性缺口转负，流动性实现超额供给。受春节等季节性因素对流动性需求和供给的影响，2018年1月份流动性缺口季节性扩张至3.5万元左右，为近年来最高峰；2017年末、2018年初银行体系流动性缺口均超2万亿元，接近历史最高水平。但随着2018年二季度起降准政策的连续实施，银行体系流动性缺口快速收窄，7月降准后流动性缺口小幅转负；2018年10月降准后，流动性缺口已经连续两个月为负，银行体系出现流动性盈余，说明2018年流动性实现了超额供给。

流动性超额供给拉低利率水平，数量投放产生“降息”效果

　　资金面宽松引领市场利率下行。DR007自2018年7月初首次出现与7天逆回购操作利率倒挂后始终紧贴政策利率运行并时有倒挂现象，元旦后DR007快速回落并创新低，与政策利率再次倒挂；10年期国债收益率2018年以来的下行趋势中很重要的因素是货币政策和资金面的宽松，2018年12月初10年国债收益率首次突破1年期MLF操作利率3.3％，在12月底的新一轮货币宽松政策预期中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快速下行并突破3.3％。

　　持续的降准操作提供超额流动性，拉低了市场利率。流动性大额净投放、流动性缺口的收窄形成了银行体系充裕的流动性环境，资金市场利率快速下行体现在利率中枢下移和利率低点的下探，逆回购操作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倒挂；另一方面，资金利率继而引导债券收益率下行，2016年11月以来MLF作为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的底部约束也在资金利率的引导下被突破。

　　以降准为方式的流动性超额供给具有显著的降成本效果。首先，以降准的方式替代逆回购和MLF等操作，相当于以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的成本替换逆回购和MLF操作成本。其次，降准本身不影响基础货币数量，而是调节了准备金存款的结构，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分别为1.62％和0.72％，降准使得一部分法定存款准备金转变为超额存款准备金，两者份额变化使得商业银行准备金的机会成本下行。最后，由于MLF利率远高于准备金利率，降准置换MLF也能起到降成本的作用。

　　总的来说，央行以降准的方式替代公开市场操作进行超额流动性投放，大幅增加了低利率资金供给，引导资金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下行。从目前来看，资金利率突破公开市场操作政策利率，而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突破2016年底以来的政策利率底部，以往通过调整政策利率来引导的资金利率下行已经被部分实现。公开市场政策利率与MLF操作利率被连续突破说明了央行放松了政策利率对市场利率的约束，在利率走廊框架下约束资金面的公开市场利率虽然没有直接下调但实质上已经出现了“降息”的效果。

　　还需要降息吗？

　　自2018年11月初我们首次提出降息观点后，配合着内外部环境的转变，潜在降息操作的判断从受到质疑到逐渐被市场理解和消化。连续降准后逆回购利率和MLF利率的利率底部约束已经被突破，虽然央行没有直接动用价格工具，但是政策利率对市场利率的约束力降低实际上已经是“降息”效果的体现。

　　近期美联储的鸽派表态，国内货币政策空间打开，降息成为市场下一步的政策预期。彼时美联储的鹰派加息和缩表到此时鲍威尔的鸽派表态，美联储货币政策边际放松预期下国内货币政策继续放松的空间加大；国内宽货币向宽信用传导迟迟不见效果，而央行又释放宽松信号再次引发市场对降息的遐想。首先，政策层面的宽松来的迅速，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货币政策的边际放松定调，到创设操作利率为3.15％的TMLF，再到2019年第一次降准的来临，都加强了市场对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预期；市场层面来看，元旦节后资金利率的大幅下行并突破政策利率，也唤起了央行随行就市降息的预期。经历过2018年至今的5次降准后，数量宽松已经通过营造资金面引导债券收益率大幅下行，央行还需要降息吗？

　　数量型工具仍然需要依赖货币传导机制的畅通，目前通过降准的方式所实现的“降息”效果仍然局限在金融体系内部。高频率的资金市场利率的下行与低频率的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很难有及时的对应验证效果，但通过实体经济的总量数据和金融机构信贷数据体现出来的情况是，宽货币向宽信用再到实体经济的链条并未打通。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和基础货币余额在降准的作用下收缩说明货币乘数效应的疲弱和信用派生机制的阻滞，资金堰塞在金融体系内部，降准所带来的“降息”效果没有体现到实体经济中。

　　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可能面临两个选项，其一是通过创设新型的主动扩表工具来助力信用创造，另一方面动用价格工具。在信用收缩周期中，降准政策虽然能释放银行可用资金，但需求端的羸弱和信用派生的阻滞会造成央行资产负债表被动收缩（如2015年），央行可创设新型的长期主动扩表工具助力信用创造（如2016年的OMO和MLF等，TMLF的创设是一种尝试），尤其是能与财政政策配合更为紧密的工具，正如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1月7日在上海举行的第19届瑞银大中华研讨会中表示的，中国货币政策仍有量化调整的空间。另一方面，通过降息的方式直接降低成本，释放信号意义，助力货币政策传导。

　　对债市而言，无论是通过降准实现“降息”效果，或央行主动扩表，或采取降息操作，货币政策的宽松都将带领债市在牛市的行情中继续行进一段时间，我们认为在宽信用传导没有明确转向信号之前，利率仍然存在一定的下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