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动率冲击后避险资产的回归

　　2017年，全球的权益市场都已经习惯了低波动率下的趋势上行，但是2018年转折却显得强烈而深刻。2018年波动率的回归不仅是一个短周期意义上经济扩张高点后的转折，其更是一个中期意义上全球央行基础流动性边际收紧后累积效果的爆发，更是长期意义上全球化产业链重构的十字路口上一次激烈的碰撞。从全球大类资产的角度来看，2017年不断延续的无风险利率的持续上行最终冲击了全球的权益市场，完成了股债再平衡机制的转化。历来促成这种转化的都是紧缩机制的启动，而2018年紧缩的根源是美国财政、贸易以及联储紧缩货币政策组合，它终结了2016年以来形成的全球基于财政政策共振扩张的逻辑。强势政策的外溢效应使得新兴市场国家面临较大的汇率压力，权益市场波动率放大，而对于美国而言，也埋下了美债市场的隐患，从而最终和新兴市场国家从分化到走向共振。

　　因此，2018年全球大类资产的主线就是美债收益率上行的冲击，这不仅表现为从利差的角度对于新兴以及欧洲的冲击，也最终通过利率的抬升冲击到美国自身。进入2018年4季度，无论北美信用利差的抬升，还是海外需求收缩对于美国科技公司的影响，亦或是长期按揭利率的飙升，都在表现这样的逻辑。随着4季度美国股债波动率的回归，我们将在2019年大部分时段看到中、美、欧三大主流经济体的共振回落，从而再进一步对于美联储的加息周期进行冲击。由此，从全年的角度来看，美债收益率或转为下行趋势。而随着全球经济的共振回落，美国股市仍然面临较大的下行风险，大宗商品尤其是能源和工业品仍然面临下行压力，这就意味着虽然G7国家与新兴市场的波动率在当前已经开始收敛，但是新兴市场国家在2019年仍然面临考验。从风险资产的持续调整到避险资产回归逻辑愈发顺畅。待到联储的货币政策转向和美元的向下拐点进一步确立，市场再进一步博弈新兴市场资产的超跌反弹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