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铭德:国家对股市并没有真正重视 投资者不满

白银大赛千万实盘资金派送中 2013年08月26日 14:18   来源: 金融界股票   网友评论(人参与

  顾铭德:国家对股市并没有真正重视 投资者不满

  最新汇丰PMI指数由上月47.7升到本月50.1,其中产出指数、新订单指数大幅上升,反映社会需求在企稳回升。该指数验证了中国经济软着陆、正常运行状态。该指数公布后,全世界股市受鼓舞当天普遍上涨,但是唯独中国沪深股市继续下跌。境外国际投资者看不懂反过来问,你们中国经济比我们好,为什么股市还跌?上月汇丰指数下跌,你们解释说经济下滑所以股市下跌,本月汇丰指数强劲上升,可你们股价还是下跌,什么原因?中国沪深股市成了全世界都看不懂、无法理解的股市。这说明:

  第一,中国沪深股市经济“晴雨表”功能彻底丧失。中国股市涨跌与经济基本面相关度最低,这反过来证明股市现行体制出了问题。一个不能反映经济基本面的股市涨跌,说明股市基本职能完全丧失扭曲。

  第二,沪深股市基本功能丧失,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增幅最快国家,股价跌幅成为世界第一,这种现象远的不说,近五年来基本如此。这正好说明,这五年来国家对沪深股市并没有真正重视,因为股市没有搞好,投资者大多数和机构大多数都不满意。领导不重视,才会出现连续五年股市丧失晴雨表功能现象。

  第三,经济企稳与股市不涨的直接原因是大多数投资者不仅对中国股市失去信心,而且对中国经济失去信心,不再相信国家或其它任何专业机构公布的经济统计数据,这对国家长期稳定是不利的。当一个国家的中产资级、大部分投资者对国家经济没信心、对国家公布的数据没信心,不知道把资金投向何方,这样的现象国家高层应当高度重视了。

  对此,我们对股市提出如下建议:其一,加快市值配售和优先股改革步伐。对于招行配股这类再融资行为,完全可以用优先股方式来进行,变再融资利空为利多题材。其二,加快修改《证券法》等法规,对造假行为的惩罚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使造假行为所付出的成本提高到与收益相平衡的地步。第三,现行周五休市后集中公布信息的方式需要完善。新一任证监会每到周五休市后公布相关和必要信息。但是,有些重要信息需要及时公布。少数人利用周五可能公布的信息在交易时兴风作浪。比如利用周五可能发布新股发行信息的心理压力,打压股市等等。如果证监会信息发布改为平时与周五收市后两种方式,可减少周五股市动荡现象。总之,沪深股市到了最高层高度重视的阶段。(金融投资报)

  谢百三:股市是战场非慈善机构 不相信迷信与眼泪

  ——兼谈本周经济与股市

  复旦大学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一)、50元钱离开北大来复旦

  北大经济系研究生毕业前,我的导师赵靖老师要我扎实搞学问,争取多写书,多开课。上了我四门课的厉以宁教授则语重心长地和我长谈了一次,要我们趁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搞出一个北大经济学流派来,并送了一份厚厚十多本的讲稿,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是他让同学们帮忙手工抄的(当时无复印机),我对他们十分感激。

  可以说,当时是精神、思想的富翁,金钱、财富的穷人。记得临离开北京时,火车启动,缓缓前行了,在月台上流泪的女朋友突然追了上来,一边哭一边向我车窗里扔进了五十元钱,“好好保重!多来信!”就这样,我带着50元钱来上海打天下了。

  (二)、学习听课是进入股市最重要的准备

  人的一生有很多机会,而努力学习与善于交友,并谨慎地冒险,创新则是很重要的。

  关于股市,股份制思想与知识,首先来自北大厉以宁老师的教诲。记得当时常去北京出差。有一次给厉老师打电话,他说:你今晚到办公楼礼堂来听我讲座,中国所有制改革。要讲三晚上。于是,我早早来到礼堂。这三晚的报告,听者如云,人头济济,办公楼礼堂楼上楼下、走廊里挤满了关心中国改革发展的北大同学和老师。我是在讲台上在厉老师的桌子边席地而坐地听了三个晚上,字字句句记了下来,从此,心里有了一个很深的概念:股份制、股市将改变中国经济,并大大改变我们的生活。现在有些同学整天忙些具体的琐碎杂事,却不肯花时间去学习、听课,怎么会不穷呢?君不见,普通财富是简单劳动创造的,丰富的财富,巨大的财富是思想创造的,是精神创造的,是知识创造的,是视野创造的。

  如果没有听厉老师的三晚上课,以后就不会有股市股票的概念,也不会在股市中摸打滚爬的。因此,学习、知识与精神的储备极为重要。

  (三)、第一桶金:买了50张股票认购证

  有人很骄傲,很孤芳自傲,但家陡四壁,一贫如洗。这有什么可清高的呢,那么你怎么有能力去帮人家呢。

  交朋友,三教九流都要交,要尊重人家“三人行必有我师”。当然特别深交的终生的朋友要少而精。

  我是去上海兴国宾馆找德国艾伯特基金会赞助出我的英文书,中国1949年以来的经济政策,理论与改革时认识27岁的服务员王彬的。经常下雨,我没钱,就骑自行车去,服务员们知道我是复旦老师,甚为热情,递毛巾,倒开水。

  就这样认识王彬了,他和我各打一把雨伞在美丽的兴国宾馆中散步。他告诉我他有28万元了,都是做股票做来的。我呆住了,因为我仅2万存款啊!他说,听说过杨百万吗?不是成都帐子大王杨百万,是上海炒股大王杨百万。

  他告诉我做股票,一要很小心,很谨慎,二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有个大机会,要发股票认购证了,30元一张,你敢买吧?他说,我准备买50张,否则买不到“奖头”(中签的),亏了也就1500元,你也买几张吧。

  在他的介绍下,我思想斗争了好几天,想到了厉老师的报告,想到了上海交大杨通谊教授对我说,他买了一些飞乐音响的股票的事,决定用1500元买50张。

  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天大的变化。就这样,我以24%的年利息向朋友同学借钱几万元,买新股,50张中签25张,因为没后续的钱,于是就上市当天就跑,一天都不敢留。比如几元买进的二纺机,以25.88卖出。最后,50张认购证的新股,赚了25万元,这成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四)、股市不相信眼泪,二手股三年亏了40%!

  很多人问股市怎么做,我告诉他,一开始多数人要亏钱的,如果开始不亏,以后可能会亏得更多。于是,一些人望而生畏。

  我也是这样,25万元当时似为天文数字,总觉得反正是捡来的,是横财,干脆到二手股市场去冒险闯一闯吧。于是就大着胆子全仓杀了进去。尽管每天看报、学习,反复研究个股,但结果总是追涨杀跌,累战累赔,后来我发现,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是大部分人的必然的经历,因为人的本性是具有贪婪和恐惧的两重性的。

  股市是战场,绝不是慈善机构;股市是不相信迷信与眼泪的。

  三年后,我的资金从25万亏到了15万,真的不想再做了,想静下心来好好写书,搞学问了。

  当时想到了在股市里亏了90%的大物理学家牛顿(总数约等于现在的人民币3000万元),想到了大输一场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想想,他们不也是伟人与圣人吗?他们能亏,我们何以不能亏呢?于是渐渐越做越怕,萌生退意……经常咒骂这个坑人的股市。

  (五)、曾经给朱镕基写信反映股市,上海市领导明显不悦

  我还先后给时任副总理朱镕基等领导写信反映股市。据悉,对此上海市长黄菊很不高兴,他在宣传部门的一次会议上说,复旦青年教师反映股市的信,新华分社的朋友帮他转了上去,以后就转到我们市里来吧。解放日报朋友告诉我此事后,我很愕然“不是早给市里写过信吗?回信都没有啊!而给朱镕基写信,则多有回复与批示的啊。”【本周经济与股市:本周股市总体在2060—2070点之间作狭窄盘整,主板市场动静不大,但创业板竟创出20个月来的新高,依然十分活跃。宏观经济有止跌迹象,汇丰中国PMI从七月47.7回升到50.1。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制造业8月份趋于稳定。出口情况依然偏弱,但进口在好转。国产电影正在迅速追上国外大片,好的产业还是有的。但周五下午1点17分起,银行股突然开始领头大跌,招行与平安银行都大跌4%以上,创业板也跟跌,不知又出了什么光大证券式的乌龙事件。中国股市系统性风险与个股风险还是很大。

  据海外朋友来电,全世界的人都在看中国股市的笑话。中国的经济指标好了,日本、香港和世界各股市都受中国的影响,涨得很好,但中国股市依然我行我素、跌跌不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奇怪的、糟糕的股市?】(金融投资报)

  桂浩明:"8·16事件"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光大证券的“8·16事件”已经过去十天了,一度暴涨暴跌的A股市场也已经复归平静,但是人们对这一乌龙交易的反思并没有结束。特别是回眸这一事件发生的缘由,不难发现既有偶然性,但也有必然性,而金融市场在生态方面的问题也因此被暴露,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加以解决的。

  很多投资者质疑,光大证券的相关部门,怎么可能向交易所一下子申报200多亿元的买单呢?根据有关方面的解释,他们的实际申报数量是8000万元,由于系统出错才被误报成200多亿元,最后成交了70多亿元。也许,从相关部门的报单系统来看,在极端条件下出现误报的可能性也的确不能完全排除,因此该事件具有偶然性。

  问题是这样的申报是怎样通过资金审核这一关的呢?从通行的规则来说,这个资金审核关不可能是由自营部门来管控的,而是归口公司的一个独立部门,并且是在另外的管理系统上完成。这就意味着,如果公司的后台管理是正常的,那么原则上就不应该出现这种乌龙交易事件。这里可能的一种解释是,自营部门的量化交易申报,绕过或者干脆就不需要通过资金审核。现在,很多人关注光大证券有没有200多亿元的交易备付金,对此公司方面应该说也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但最关键的问题是,这种交易是怎样通过资金审核关的呢?如果这个审核关是形同虚设的,那么 “8·16事件”的发生就具有某种必然性。

  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是,证券公司会不会在交易过程中对某些特定的机构(如量化投资团队)放弃或者松绑资金审核呢?据了解,在一些机构所进行的量化交易中,的确存在所申报的交易无需经过资金审核关的情况。因为他们所开展的高频交易,其所抓取的套利机会往往是转瞬即逝,这就需要极快的反应速度。现在,不少机构通过程序化交易的手段批量下单,以达到提高交易效率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资金审核无疑会消耗一定的时间,尽管在现代科技条件下,这种消耗可能只有零点零几秒,但是如果有若干家机构都在做,那么这零点零几秒也是非常关键的。因此,也就有了将审核交给交易部门自行进行的事情发生。当然,人们并不知道光大证券的量化交易是否是这样做的,但是市场上的此类交易中风险控制不力,乃至资金审核不够严格的状况确实是存在的。无疑,这是与现行的交易制度与规范要求相违背的,但客观上一些券商为了给相关客户提供所谓的 “最佳服务”,有意无意放松了这一环节的管理。而自营部门因为是自家人,为了帮助提高交易速度,放弃资金审核的事情也确实有所发生。尽管相关方面也都清楚这会带来很大的风险,但是基于某种考虑,还是以一种侥幸的心态默许着此类行为的出现。

  如果深究一下,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会有一些证券公司会放松对交易风险的管控呢?也许原因就在于,由于这几年股市行情低迷,依靠传统的价值投资难以带来稳定的收益,因此大家都有另辟蹊径的冲动。近几年来,市场规模扩大了,ETF等产品增加了,股指期货也推了出来,这样客观上就为量化交易提供了运作空间,由此形成了很多期现套利的交易模式,而即能带来交易量,又有望在低风险条件下实现收益的高频交易也应运而生并且广受欢迎。当然,这些创新都是好的,也确实在市场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问题是,在市场容量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太多的资金在运用同样的模式进行交易,大量的同质化产品在争夺有限的套利空间,这就免不了会出现恶性竞争,也就容易导致放松监管,舍弃风控措施的行为出现。就这个层面上来说,光大证券的 “8·16事件”,尽管现在还只是认为是技术故障所致,但其产生的背景则是与市场经营环境不佳,恶性竞争激烈有关。也许,“8·16事件”发生在光大证券上是偶然的,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此类风险的暴露则是必然的。

  如果梳理一下光大证券“8·16事件”的发生背景,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并不宽松的市场环境以及由于急功近利而形成的非理性操作,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以至于证券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形同红海。由此,也就有了“利弊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在创新的名义下,各种短期行为盛行。有人说,光大证券的“8·16事件”只是暴露了当前证券行业风险的冰山一角,这也许有点夸张,但是借此机会,深刻地反思证券市场的生态,发现其中所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与矛盾,也许对于如何汲取教训,推动市场真正健康稳定发展会有积极的意义。(每日经济新闻)

  张庭宾:新兴市场"多米诺骨牌"危机已启动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市场再一轮遭遇了货币和股市大跌的风暴。

  东南亚的金融动荡再一次令人回忆起15年前的惨痛经验。印尼卢比自从5月中旬以来已经下跌大约10%,一度达到11000∶1的低点;马来西亚林吉特,下跌至三年多来的最低水平,林吉特兑美元达到3.32∶1。今年林吉特汇率已经下跌8.6%;菲律宾比索兑美元也创下44.44的低点,这是自2011年1月以来的最低点,今年到现在下跌7.6%。在洪水和假期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菲律宾PSE综合指数午盘下跌了6%;泰铢创下三年来的新低,为32.17,今年已经下跌4.9%;新加坡元也下跌,创下今年新低,兑美元至1.2860,今年已经下跌5.1%。

  印度和巴西更是此轮货币贬值的重灾区。从年初到现在,印度卢比对美元已经累计贬值幅度高达15%以上,成为亚洲表现较差的货币。货币贬值同时造成印度资本市场震荡,孟买证交所敏感30指数16日收盘时创下自2008年大熊市以来最大跌幅。巴西雷亚尔贬值幅度在新兴市场排在首位,今年以来已经下跌了近20%,为阻止雷亚尔下跌,巴西央行此前已经投入450亿美元,23日,再度宣布继续投入600亿美元。

  新兴市场国家股市和货币的大跌缘于资本大量外流。据印度中央银行统计,国际投资者持有的印度债券减少了36%,从最高点的380亿美元减至280亿美元,这是自2012年1月以来的最低点。外国人在7月份净出售的印度股票和债券达到30亿美元。EPFR Global数据显示自6月初以来,散户投资者从新兴市场债券基金中撤出了181亿美元资金,相当于他们自金融危机以来所有投资额的1/3。同期机构投资者撤出了93亿美元,相当于他们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投资量的10%。

  国际热钱的大量外流,是因为国际投资者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在9~10月份开始退出量化宽松。这意味着全球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入周期正转为流出周期。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因次贷泡沫破灭而形成了美国金融系统巨大的流动性黑洞,为此,美联储将基准利率降低到0~0.25%,并直接印钞去购买美国国债和MBS(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美元超级宽松政策。美国的低利率环境促使更多美元流出,去追捧新兴市场较高的经济增长和投资机会,这就形成了新兴市场的繁荣周期。

  然而,美国在过去4年多时间内,现实通过QE1~4修复了美国金融货币体系,稳定了财政体系;通过再工业化和能源独立革命正恢复产业竞争力;加上房地产重入上涨周期,家庭和企业部门开始新的加杠杆周期;此外股市屡创新高,上市公司的现金流达到了30年来的最好水平,以特斯拉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创新拉开序幕,从而使美国正开启新一轮的复兴周期。近期,由于预期美联储开始退出量化宽松,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上升到2.92%。

  新兴市场近几年虽然在外资涌入下一片繁荣,但是,其昔日弊端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产业链多被外资控制,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对外依赖度较高,社会保障缺乏,大多难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新兴市场国家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的弊端,由于没有经历过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其石油战略储备普遍较低(石油产地国除外),比如中国战略储备仅30天,对外石油依赖度高达60%,中东进口石油约占全部进口的50%;而印度则更不济,石油战略储备仅15天,对外石油依赖度更高达80%,中东进口石油占全部进口的75%。

  虽然印度、巴西的本币和股市大幅贬值,仍有进一步贬值的预期,比如投资者普遍预期印度卢比将由现在的64继续贬值到70,但这是顺从市场化的调整,会增强印度、巴西等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对中国制造将形成更大挑战;同时也会避免热钱外流时洗劫其积累的贸易顺差美元,避免热钱获得太多汇率投机利润。

  从中国的情况看,自2011年4月到2013年8月,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俄罗斯、南非、印度和巴西的本币已经分别贬值了6%~35%,唯有中国人民币对美元反而上涨了5.7%;中国楼市已经成为全球最后一个最大的资产泡沫,其绝对价格已经达到国际最高水平,但中国居民的平均收入不足发达国家的1/10;而由于人民币升值、土地、劳动力和原材料价格的大涨,中国制造生存竞争能力严重下降,企业债务负担已达到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3%~4%;2008年底以来,地方政府债务迅速攀升。

  与此同时,中国的做空机制在加速到位。做空股市的股指期货、融券和转融券都已到位,转融券扩大借券范围可能即将落实;做空债务的国债期货也将在9月份到位;资本项目的开放也在进一步的加速。国际热钱由此将更方便地通过做空中国赚钱;而在热钱大规模外流的情况下,人民币不贬值反而升值,将使离场的热钱获得汇率投机收益的最大化,将最大程度牺牲中国贸易顺差的储备成为国际热钱的美餐,甚至酿成中国外部美元汇兑危机。

  毋庸置疑,新兴市场危机的“多米诺骨牌”的危机已经启动,从孟加拉国的危机,到印度、印尼和巴西的货币股市危机,不可能不影响中国。对此,我们不能不防。

  (作者为本报特约主笔 中华元智库创办人 仅供参考,投资者决策风险自负)(第.一.财.经.日.报 张.庭.宾.)

  巴菲特:中产阶级如何秘密投资?

  股神巴菲特,他的一举一动都能影响全球市场走势,40年来,他的公司取得了4000多倍的投资收益率。2008年,他的个人财富达到620亿美元,成为世界首富。他创造财富传奇的秘密究竟是什么?针对中产阶级的投资,他又给出了什么样的秘密投资建议呢?

  2008年5月3日在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上TimFerriss问:“巴菲特先生,假设你只有30来岁,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只能靠一份全日制的工作来谋生,根本没有很多时间研究分析投资,但是你已经有笔储蓄足够维持一年半的生活开支,那么你攒的第一个100万将会如何投资?请告诉我们具体投资的资产种类和配置比例。”巴菲特哈哈一笑回答:“我会把所有的钱都投资到一个低成本的追踪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指数基金,然后继续努力工作。”

  巴菲特在1996年致股东的信中说:“大部分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早晚会发现,最好的投资股票方法是购买管理费很低的指数基金。”巴菲特在2003年致股东的信中说:“对于大多数想要投资股票的人来说,最理想的选择是收费很低的指数基金。”指数涨幅代表股市投资平均业绩水平,可是为什么过去几十年经济持续增长,股市持续大涨,而大多数投资者却连平均业绩水平都达不到呢?

  巴菲特说:“我认为这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交易成本太高,投资者买入卖出过于频繁,或者在投资管理上费用支出过大;第二,进行投资组合管理决策是根据小道消息和市场潮流,而不是根据深思熟虑并且量化分析的公司评估;第三,盲目跟随市场追涨杀跌,在错误的时间进入或退出股市,比如在已经上涨相当长时间后进入股市,或是在盘整或下跌相当长时间后退出股市。”对于指数基金投资,巴菲特有三个具体操作建议。

  第一,选择成本更低的指数基金。

  与那些由基金经理进行主动选股构建投资组合的共同基金不同,指数基金被动追踪股票指数,基本上投资于大部分甚至所有股票,目标是实现相当于市场平均水平的收益率,不用研究选股,因此管理成本明显低于那些主动型共同基金。指数基金的管理费越低,成本优势越大,净收益率越高。

  巴菲特说:“我个人认为,如果基金投资者的投资每年要被管理费等吃掉2%,那么你的投资收益率要赶上或者超过指数型基金将会十分困难。中小投资者安静地坐下来,通过持有指数基金轻松进行投资,时间过得越久,自然积累的财富会越来越多。”

  第二,定期投资指数基金。

  2007年5月7日,巴菲特接受CNBC电视采访时建议投资者定期投资指数基金:“我认为,个人投资者的最佳选择就是买入一只低成本的指数基金,并在一段时间里保持持续定期买入。因为这样你将会买入一个非常好的投资品种,事实上你买入一只指数基金就相当于同时买入了美国所有的行业。”“如果你坚持长期持续定期买入指数基金,你可能不会买在最低点,但你同样也不会买在最高点。”巴菲特在1993年致股东的信中说:“如果投资人对任何行业和企业都一无所知,但对美国整体经济前景很有信心,愿意长期投资,这种情况下这类投资人应该进行广泛的分散投资。这类投资人应该分散持有大量不同行业的公司股份,并且分期分批购买。例如,通过定期投资指数基金,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业余投资者往往能够战胜大部分投资专家。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当'愚笨'的金钱了解到自己的缺陷之后,就再也不愚笨了。”

  第三,长期投资指数基金。

  很多人喜欢波段操作,而巴菲特建议长期投资。大量研究表明,个人投资者在把握股市波动时机方面的历史记录很差,因为他们过于热衷于跟踪股价最新涨跌,结果反而更容易在错误的时机进出,经常是高买低卖。

  如果你一定要选择买卖指数基金的时机,巴菲特2004年致股东的信中给出建议:“投资人必须谨记,过于兴奋与过高成本是他们的敌人。而如果投资者一定要把握进出股市的时机,我的忠告是,当别人贪婪时恐惧,当别人恐惧时贪婪。”这需要准确的判断和坚强的意志,大多数业余投资者甚至投资专家都难以做到,因此更简单更轻松的办法是长期投资。

  2008年巴菲特个人用100万美元打赌:长期投资一只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未来10年内的收益将会“跑赢”普罗蒂杰公司精心选择的5只对冲基金。

  巴菲特的信心来自于历史:20世纪美国经济持续增长128倍,道琼斯工业指数从66点上升到11497点,上涨173倍。即使是过去44年中,标准普尔500指数在75%的年份都是上涨的。(B.W.C.H.I.N.E.S.E.中.文.网)

  陈世清:GDP经济学是愚民经济学

  GDP经济学是忽悠经济学

  要树立科学的对称发展观,就要区别“发展”与“增长”;要区别“发展”与“增长”,就要对“GDP”这一概念合理定位。把“增长”等同于“发展”,把增长“GDP”等同于发展生产力,把“发展才是硬道理”偷换成“GDP增长才是硬道理”,玩偷换概念游戏的GDP经济学就是忽悠经济学。

  “GDP”即英文“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缩写,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对“GDP”以及与之相关的“生产”、“价值”、“产业”、“成本”、“收入”等概念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而且由于参照系不同及概念间的相关性,对“GDP”的不同解读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可以等价。但任何概念的发展都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模糊到精确、从多义到一义的过程,“GDP”也不例外。中国转型经济为“GDP”概念的深化提供了典型环境。以中国转型经济为背景,看起来极其简单、一目了然、毫无歧义的“GDP”概念,其内容丰富多彩,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会有不同的内涵,在实践中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

  刚开始改革开放时,口号是“解放生产力”;由此采取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之初的生产力发展。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解放生产力”变成了追求“GDP增长”。追求GDP增长似乎使生产力发展有了量化指标;但量如果离开了质,就有可能形成表面欣欣向荣、实际危机重重的忽悠经济,使GDP经济学成为忽悠经济学,从而使改革、发展偏离正确轨道。

  “GDP经济”和“解放生产力”分属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前者属于配置经济学范式,后者属于再生经济学范式;货币GDP也不但不等于社会新增财富总量,而且不等于生产力发展速度。社会发展不但要有利于人的素质提高,而且要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转型--改革开放发展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首先是要解放人的智力,解放人的智力就要摆脱人身依附关系,从根本上改变“官本位”及由此造成的官僚主义行政体制、行政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树立能力至上、成就第一的唯能主义的社会评价体系与道德风尚;尽快纠正目前一切“向钱看”、属于口袋经济学的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政策,彻底杜绝滥发文凭、公款买文凭买版面买书号并进而买职称、买头衔现象;杜绝配置型“创业”、消融配置型“企业”、纠正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此类配置型“产业”,快速建立国民创新-创造-创业体系,使改革由追求GDP数字增长回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正确轨道上来。

  GDP经济学是口袋经济学

  我把GDP经济学称为“口袋经济学”--把钱从一个人的左边口袋搬到右边口袋,就会为国民经济的增长增加统计数字的经济学。

  “口袋经济学”不但披上了“经济学”的外衣,而且披上了“主流经济学”的外衣,得到了数学模型的严密论证,并在实践中被煞有介事地得到推广:所有配置型“企业”与配置型“产业”的产生、存在与发展都纯粹是各级政府官员为了提高政绩、增加GDP数字而人为增加的“流通”与“交易”环节。它们不但未能增加社会财富,而且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从而增加社会交易成本。我国的GDP数字有多少是再生经济学口径统计出来、有多少是口袋经济学口径统计出来,大家可以自己观察。这也许可以为我国的国富民穷找到些许答案。不过只要从我国目前的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中,就可以推定我国GDP数字的实际含金量。

  口袋经济学之所以是口袋经济学,不仅仅因为“搬口袋”,而且因为“装口袋”--口袋经济学是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金钱经济学、一切向钱看的经济学。在这种经济学看来,市场经济就是货币化、价格化、“产业化”、社会“产业化”;以价格为纲、“纲举目张”,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而人“幸福”的标准,就是赚更多的钱、口袋装得更满。

  GDP经济学是泡沫经济学

  从国民核算体系的构成要素与关系,可以看出GDP经济学的荒谬。以价格经济学范式编制的国民核算体系不仅会把许多无价值的“经济”活动纳入经济总量统计,而且有许多不必要的重复计算,从而形成泡沫GDP;泡沫GDP造成的泡沫增长,是“经济增长”不能给人民生活水平带来同步提高的原因之一。财富GDP与货币GDP、社会GDP与货币GDP内涵、外延都不一样。医疗和教育,只能属于社会GDP而不能属于货币GDP。如果把医疗和教育等不该产业化的也拿去产业化(狭义的),那么由此造成的GDP增长率提高,不仅是泡沫,而且是畸形发展。

  GDP经济学是折腾经济学

  GDP增长,可以在不要发挥人的主体性的前提下,仅靠资源买卖、产业折腾、财富转移、统计参数转变就可产生。西方经济学中的“破窗理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大地震为GDP作贡献论”;以及各地政府官员在进修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课程后,纷纷回去把刚盖不久、耗资巨大的建筑推倒重建,以增加当地在其任内的“GDP数字”等均属此类“折腾经济学”。 因此,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泡沫经济,那么,泡沫经济的根源是折腾经济,折腾经济的根源是GDP增长方式。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全球性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

  GDP经济学是异化经济学

  GDP异化:靠减少耕地、环境污染、口袋经济,百姓生命、健康、创新能力和整体素质为代价来换取GDP数字增长,为官员提高政绩往上爬提供台阶打基础,就是GDP异化;GDP提高并没有同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相反却总体上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就是GDP异化。GDP异化,就是为了GDP数字增长而把社会所有领域都拿去“产业化”,以致造成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崩溃,使社会法制缺失、诚信丧失,坑蒙拐骗横行、假冒伪劣充斥。GDP异化,就是口袋GDP、污染GDP、腐败GDP、愚民GDP、风气败坏GDP、侵犯人权GDP。这样的GDP本来就不是什么改革的成果,当然也就谈不上为人民分享。

  GDP经济学是整钱经济学

  “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也有不同的解读。在GDP经济学看来,“抓老鼠”是指货币总量的增长、GDP总值的提高;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抓老鼠”是指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就是由于经济配置效率不等于经济效率,GDP增长不等于经济增长。如果在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同时不能把配置经济转变为再生经济,那么这样的转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转型。

  教育、医疗产业化本质上是一种整钱经济学。本来是支出的变成收入,本来应该由政府公共品支出的变成政府收入源的教育、医疗产业化--同样那些钱,只是支出主体不一样、移动方向不一样,就使钱的性质不一样:一个是公共品支出,不能纳入GDP增长数量统计,一个是增加收入,可以纳入GDP增长数量统计。它们虽然没有增加社会交易成本,然而也没有创造社会物质财富。虽然在理论上,他们也在创造社会财富--国民素质,但在货币形态上,只是一种转移支付;所以只能属配置型企业、配置型产业。至于它们理论上新创造的精神财富与社会财富,应纳入社会GDP范畴,不应纳入货币GDP范畴。把它们纳入货币GDP范畴,只是一种整钱行为,除了增长泡沫以外,不能增长财富。在实际上,教育、医疗产业化的结果是学校、医院企业化,一切向钱看、社会货币化的整钱经济学只能使学校与教书育人、医院与救死扶伤背道而驰。这是当前学校医院乱象横生、师德医德每况愈下、百姓颇有怨言的根源。

  GDP经济学是寄生经济学

  再生型企业与再生型产业:其经济活动能增加社会财富或减少社会交易成本的企业。此类企业与产业靠增加财富来增加社会有效经济总量或有效GDP总量。

  配置型企业与配置型产业:其经营活动不能增加社会财富却能增加社会交易成本的企业。此类企业与产业靠增加货币周转次数来增加经济总量与GDP总量。

  再生型创业:创办再生型企业的活动。

  配置型创业:创办配置性企业的活动。

  交通高速公路:时间换空间,使土地再生,是再生型产业。

  信息高速公路:空间换时间,使智力再生、生命延长,是再生型产业。

  新技术能开发新能源、合成新材料,是再生型产业。

  总体上,第一产业生产农产品(000061),第二产业生产工业品,第三产业服务业生产服务产品,第四产业信息业生产信息产品,第五产业知识业生产知识产品,它们都直接间接地为增加社会财富作出贡献,因而都是再生型产业。所谓配置型企业、配置型“产业”只能是在这些产业中的狭缝地带存在,或是社会某个非企业非产业的转化形态,在社会大产业分类中没有它们独立的地位,只能寄生在五大产业的机体上,所以我把它们称为“寄生产业”和“寄生企业”。由于“寄生产业”和“寄生企业”在增加GDP总量方面能做出更大的贡献,也是GDP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着力点,所以GDP经济学当仁不让成为寄生经济学。

  GDP经济学是愚民经济学

  为了保持快速增长的GDP数字而人为扩大统计范围,为了扩大统计范围而把不该产业化的拿去产业化、不该货币化的拿去货币化,就是一种愚民经济学。利用金融产品的虚拟化、流动性特征,在“经济全球化”名义下通过进口出口、汇进汇出的手法,人为制造、倍增GDO统计数据源,就是一种愚民经济学。医疗产业化与教育产业化,就是这种愚民经济学;大中专生在人才市场存放档案要交保管费,就是这种愚民经济学;把所有公共品尽可能纳入向民众收费范围,就是这种愚民经济学;各地各级政府官员为了政绩、攀比GDP增长率,通过各种“配置”手段人为制造泡沫GDP,先高价卖地、再高价卖房,反复倒腾、变着法儿使GDP数据扶摇直上、成倍增长, 就是这种愚民经济学。“国富民穷”--通过“市场化”、各种名目繁多的“产业化”政策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搬到政府口袋里,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种愚民经济学。如果主流经济学家大力吹捧、媒体整天宣传、各国政府竞相献媚拍马屁喝彩的我国GDP多年保持快速增长的数字大部分是出自于愚民经济学,那么无异于一种新的“愚民政策”。因为这样的统计数字即使形式上没有弄虚作假,也照样是泡沫。这样的泡沫,由于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论证、认可、鼓吹,不但不能被及时挤掉,而且越吹越大。这就是物价上涨的深层次原因,是人民生活水平不能随着“GDP高速增长”而见提高的深层次原因,是改革成果不能为大多数人享有的深层次原因。

  要挤掉深层次的泡沫,首先要转变经济学范式。当前流行的口袋经济学、泡沫GDP是使老百姓收入难以提高的罪魁祸首。当GDP数字年年增长而中国大多数人并未感到生活水平同步提高时,这种得到主流经济学家和国际媒体普遍认可的GDP数字只是国际政治与国际资本在联手欺骗中国人民。此时国际政治与经济连为一体--政治已经经济化了。国际政治为国际资本服务,国际资本为国际政治开路--国际通行的“经济增长指标”可以使世界工厂里备受压榨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歌舞升平的妄想中。

  当然,其中也有部分原因是国际社会主流对西方GDP经济学范式深信不疑而自欺欺人的结果。中国GDP经济学家把市场化等同于“产业化”,“产业化”等同于“货币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财富上移、国富民穷的始作俑者。这种所谓的“市场化改革”,是把政府责任推给民间、把人民应享有的权益让渡给政府的理论依据。(来源:共识网)

  人民日报:地方债都转化成资产 不可能爆发危机

  中国政府不是为了消费而发债,而是一般都用于投资,债务最终都转化成了资产。如果把这些负债和对应的资产联系起来看,那么有相当多的负债是还得起的。但是,我们必须针对地方债进行体制机制和监管框架方面的调整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地方债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大挑战。而且,国外也非常关注我国会不会发生债务危机。近期,审计署开始对地方债进行全面摸底调查,这有助于了解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系统性风险和结构性风险,非常符合社会期待。

  虽然中国地方债务规模还有待于进一步摸查。但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现在没有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

  近年来,多国爆发出地方债务危机或者主权债务危机,使得国际上对于债务问题格外敏感。但是,我们要清楚,中国的地方债和国外的政府债务的确有所区别。

  区别在于中国政府不是为了消费而发债。很多发生政府债务危机的国家,他们发债多数是为了支付公务员工资、养老金等开支,钱借来就花掉,不产生经济效益,属于消费型债务。

  目前中国政府发债,一般都用于投资,属于建设型债务,比如修高铁、高速公路、水利设施,债务最终都转化成了资产。如果把中国这些负债和对应的资产联系起来看,那么有相当多的负债是还得起的。

  建设型的债务和消费型的债务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见,中国现在没有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

  但是,地方债问题的确是很大的挑战。如果任其泛滥发展,也有可能酿成大祸。我们必须针对地方债进行体制机制和监管框架方面的调整。

  当前地方债涉及几个大问题。第一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没有划清。地方债发行屡禁不止,就是因为地方政府角色越位,政府做了一些本不属于政府干的事。

  第二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责任对应关系失衡。地方政府干的事多,收的钱少,这当中就存在巨大的缺口。地方政府要么能把事权放掉,要么在财权分配上获得更多倾斜,否则很难抑制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形式发债的冲动。

  第三是金融功能和财政功能没有分清。地方上,财政的事情和金融的事情,常常混杂在一起。其实,必须要区别开来,该财政的事,用财政的钱,该金融的事,用金融的钱。

  未来,如果我们能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承担各自责任的边界、财政功能和金融功能的边界,那么,很好地解决地方债问题是可以期待的。(人民网)

  陈季冰:中国房产释放即将调整信号

  据市场人士说,他们已经捕捉到越来越强烈的中国房地产政策即将调整的信号。

  7月末召开的最近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时,提出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但并未像往常那样提及“进一步加强市场调控”。

  8月上旬,新湖中宝、宋都股份、冠城大通、招商地产等多家房地产上市公司密集推出发行企业债、增发股票等再融资预案或资产收购计划。这似乎预示着已经冻结了3年有余的房地产企业直接融资开闸在即,沪深股市的地产股为此欢欣鼓舞了一阵。

  上周,有媒体报道,浙江省温州市在全国率先对已实施了两年半的“限购令”进行有条件松绑。虽说温州官方并未对此次限购政策微调正式下发过任何文件,但实际操作中已经执行,报道得到了温州市相关部门官员的确认。

  ……

  在这种预期之下,新出炉的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同比平均涨幅再创新高,达到了创纪录的7.71%。

  按照一些看多的市场分析师的判断,由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正快速回落到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最低水平,而房地产行业对提振市场整体需求的功效又至关重要,因此政府很可能放松楼市调控---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以期对经济起到支撑作用。据称,此次温州对楼市限购令的调整,便与该地区经济的低迷形势存在很大关联。2012年,温州的GDP增速仅为6.7%,在全省11个地级市排名垫底;2013年上半年,温州的GDP同比增长7.4%,也低于浙江省8.3%的增速。

  这种分析和预期无疑会获得各级地方政府的强烈支持,但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央政府。因此,它对当前宏观经济以及房地产市场的把脉和判断,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那些看涨房价的机构和投资者能否美梦成真。

  房价10年未暴涨的根源,在我看来,并非像与地产利益集团眉来眼去的“专家学者”宣称的那样,仿佛是城市化造成的无穷“刚需”所致。不管潜在的需求有多大,市场上没有只涨不跌或只跌不涨的商品,这是一条最简单不过的经济学铁律。

  今天再回头来看,我们能够清晰地发现,造成中国当前严重的房地产泡沫的既有结构性因素,又有宏观经济因素。所谓结构性因素,主要是上世纪90年代分税制改革后造成的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日益依赖。目前,土地出让金已经占到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常规收入的1/3以上,这使得地方政府天然怀有推高房价(进而推高地价)的强烈动机。所谓宏观因素,则是次贷危机以来中央政府推出的一轮又一轮依靠投资和信贷拉动经济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它使得国内市场上流动性泛滥,从而推高了各个投资市场的价格。实际上,性质相同的泡沫眼下充溢在几乎一切具有投资(投机)价值的领域,房地产市场只是其中与普通老百姓生活关联度比较大的一个,因而最有代表性,也最受社会关注。

  若进一步分析,我们还能得到以下大致结论:虽说上述“结构性”和“宏观”因素从来都是交织在一起,推动着房价轮番上涨,但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土地财政”在中国楼市泡沫中所占的比例更高一些;而在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出台以后的新一轮房价加速上涨过程中,“货币超发”取代“土地财政”,变成了决定性的推动力。

  根子在于它们几乎无一能把握对中国楼市泡沫的脉络,从而也就做不到对症下药。现行房地产调控政策,起初几乎全部着力抑制需求---无论是提高税收、收紧房贷还是直接限购,都是试图提高房地产交易的成本;近几年里,中央政府又试图通过推进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所谓“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来扩大供应。

  但事实证明,它们都没有起到太多实际效果。因为经济学理论早就告诉我们,当一种商品“金融化”---亦即变成一种投资筹码---以后,它就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让供求关系这只“看不见的手”失效,无法实现正常的市场均衡。简单地说,巨大的“财富效应”会诱使市场出现“追涨杀跌”的非理性局面。以本轮房价上涨为例,根据一些机构的数据,从2008年到2012年,中国M2占GDP的比重由不到150%急速飙升至超过200%,是目前全球各国中最高的。这么多的钱流淌在市场上,总要寻找回报率比较高的出处,在全球经济低迷、实业经营艰难、行政垄断壁垒无处不在的中国市场,楼市差不多是唯一比较好的投资渠道。

  于是,在银行信贷依然快速增长的大前提下,现行的楼市调控政策就变成了扬汤止沸。这不仅是指充盈的流动性正在继续吹大楼价泡沫,还意味着开发商依然可以极为低廉的价格从银行那里源源不断地获取资金。这使得它们并无迫在眉睫的资金链压力,从而也就有充足的资源继续与中央政府耗下去,而被视为“杀手锏”的“限购令”充其量无非是延后了房价的进一步上涨而已。然而,上涨的动能并未削弱,只不过是积蓄了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当调控政策一出现松动,楼价就会呈现报复性加速上涨的根源。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2008年以来的新一轮房价上涨,是一种典型的“货币现象”。想要使调控真正产生效果,当然也只有从货币着手。

  新一届中央政府上任以后,将推进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作为指导思想和工作重心。不论海外投行总结的“李克强经济学”三要素是否确实道出了新政府经济政策的自觉思维,但从今年6月惊心动魄的“钱荒”危机来看,新政府已经发出了宁愿GDP增幅适当下降也不再轻易刺激的明确信号。

  如果本轮房价上涨确实如前分析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话,那么,李克强总理及其国务院同僚显然有可能认为,管住了货币的水龙头,也就自然而然地驯服了房价。这种看似“功夫在诗外”的总量控制对抑制楼市泡沫不仅事半功倍,还避免了政府之手直接介入房地产市场所造成的许多新的更棘手的问题。

  至于本文先前提到的房价泡沫中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则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层经济改革。中国经济走到现阶段,越来越多积弊的浮现告诉我们,如今已经到了非得对现有财税体制做一次全局性大手术的时候了。不过很明显,这也不是房地产业本身的问题。(B.W.C.H.I.N.E.S.E.中.文.网)

  牛 刀:金砖四国为何重演泡沫破灭的悲剧?

  央行已经极度惶恐。2009年大肆印钞必将会发生经济危机,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现在想挽救已经成为不可能。和中国一起成为金砖四国已经爆出两个国家泡沫破灭,俄罗斯已经华丽转身,早已告别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这次是四个国家之中唯一幸免的,具体原因可以看看《中国通胀世界通缩》就知道普京是如何刺破泡沫的就够了。

  唯有中国不断的放大泡沫,在房产地出现崩盘时,以印钞来救。这种要命的事情都敢做,可见他们内心已经极度恐惧。但是,这一次已经逃不脱了,因为中国的泡沫已经不仅仅只是房价泡沫,而是整体性经济泡沫,这种举世超级大泡沫,用任何手段都已经无法救治。

  泡沫的衍生。

  这个泡沫的衍生主要源于美国次贷危机,因为如果没有美国的次贷危机也不存在中国央行的大印钞。如果没有中国央行的大印钞,也没有黄金涨到1921美元的天价水平,更没有美联储的QE2。一切的情势的突然变化源自2011年奥巴马的年终国情咨文,在这篇咨文中6次提到中国,是美国各个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提高中国最多的一次,并随后宣布:撤回在全球的制造业,2012年撤回39%,2013年撤回70%,2014年完全撤回。我们应该知道的是,伴随着制造业的撤回,一定是美元的回流。现在的问题是,央行根本就不知道,2003年以来尤其是2009年以后到现在,究竟有多少美元来到中国。

  我们应该要知道的是次贷危机爆发,美元虚拟资本蒸发50万亿美元,尽管部分资产可以活化,但是,毕竟有一部分资产要从其他国家赚回来。这就是美国通过QE向金砖四国转嫁危机的战略目的,据我的测算,美国在向金砖四国转嫁泡沫危机后,中国承接了80%,印度承接了12%,巴西承接了5%,俄罗斯承接了3%。中国一举成为全球泡沫最大的国家。大家想一想,美元到中国来了多少,又要出逃多少,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只要考虑这个问题,我就会头冒冷汗,岂止是房价泡沫破灭的问题吗?

  目前的局势。

  叙利亚境内发生了化学武器攻击,证据已有,动手只是时机选择。埃及大暴动也必然导致苏伊士运河不稳定---中东目前处于全面混乱前夜。亚洲:美国警告做空印度后,印巴边境发生炮击,印度是美国对中国战略围堵天平上的重大砝码,李嘉诚抛售百佳后再次卖上海地产,押注中国衰退。

  与此同时,印度、巴西泡沫破灭。卢比开始贬值,只是贬值了28%,一路高涨和北京一样猛涨的孟买房价转眼就跌去60%,还在不断下跌中,直到这些房产都和黄金一样,迟早都变成垃圾,因为钱都被资本赚走了,谁接最后一棒,谁将被套牢一生,永世不得翻身。

  所谓金砖四国,将成为全球经济史上又一个笑料,成为继前苏联解体后的最大经济笑话,连一个哀鸣都没有就会无声无息的爆裂。

  张国栋:温州银行成房东不只是不伦不类

  房子卖掉还不够偿还银行贷款,这种“倒挂”现象在温州愈演愈烈。一些中介、银行、法院等人士最近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之前房价在高位时,满负荷贷款的新建商品房,如今在房价暴跌后,大都面临成交价低于银行贷款的窘境。从理论上看,这些商品房将面临成交价不足偿还银行贷款的风险。

  虽然理论不见得都符合实际,但房价一旦暴跌,就难以再卖个好价钱,成交价不足偿还银行贷款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

  业内预测,在房屋供应量放大、实体经济尚无起色的当下,下半年温州房价还可能下降10%左右。房价暴跌已产生社会信用风险,个人“弃房”或“跑路”的已经较多,银行成房东的现象将不可避免。

  事实上,温州房价已经连续23个月下降,一些新建商品房比最高峰时下跌了百分之三四十,个别豪宅甚至“拦腰斩断”。这说明房价总有其市场规律。房子虽有现实需求,但若指望靠高房价投资炒作发横财,则必然要承担相应的风险,“高”处不胜寒。

  银行本是金融机构,而今却成了房东,未免有点儿“不伦不类”。温州银行成房东,无论是相对投资价值,还是相对自主需求,这个结果都是房地产市场的一种败落缩影。这或许能表明,房地产已经不再是温州银行的“优良资产”,也不是投资客的优良资产,而是一种砸在手里的垃圾资源。

  不久前,温州“限购令”松绑,想以此激活房屋市场交易。无奈房价太高了,松绑之后也是枉然,事实上不过是地方政府一厢情愿的病急乱投医罢了。

  然则,中国房价到底高不高呢?一个基本的认识是:工薪阶层,甚至许多“体制内”的人士都买不起。可在一些专家、开发商,甚至一些地方政府看来,中国房价的春天似乎还没有真正到来,他们依然专业地分析着、预期着中国房价的下一高度。这种“导向”作用,不仅使房子失去了“本来面目”,演变为一种极具保值、升值能力的金融类投资品,更使炒地皮、炒房成了各类投资人追逐的游戏。众多投资者不惜下血本,把“宝”押在房地产上。殊不知,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热衷于其中的投资者,在享受着投资带来的快感的同时,也往往在“储蓄”并放大着“跳楼”的风险。

  成交价不足偿还银行贷款、银行成房东的现象,不敢说很普遍,起码也不是少数,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各地开始悄然出现的“鬼城”就是明晃晃的例子。可惜的是,这样的信号似乎并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太多重视。究其原因,除了一些专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误导,更不乏地方政府的财政“依赖”,他们不愿意失去这块“创收”园地。

  毋庸讳言,房地产因为价格离谱,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烫手山芋。这种现象,不仅引发诸多借贷风险,而且也使“居者有其屋”成了奢侈的梦想。如果再不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或者片面地以为“风险可控”而无所作为,那后果着实是非常可怕的。(中国经济网网友 张国栋)

(责任编辑: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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