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益们的非自然死亡：权力与市场制度隔离

王益 （资料图） 

　　组文报道：

　　解读王益：29岁步入仕途开始积累人脉资源

　　1992年，王益和中国证券市场都面临着一个选择。当年轰动一时的深圳“8-10”集体舞弊事件，让中国最早一批股民的信心受到沉重打击，之后的4天，两地股市大跌，上证指数的跌幅高达45％。

　　解读光环笼罩下王益：性格决定的命运

　　可是和王益熟悉的一位经济学家却说，“他网罗了一大帮人在他周围，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利益组合，而是靠自己的一定的人格吸引力”。

　　证监会前副主席高西庆：发审权最终应还给市场　　 　

　　王益并不是证监会首位落马的官员，此前，已经有7名左右的证监会官员被捕，发行部发审委工作处副处长王小石、发行部副主任刘明、上市部副处长钟志伟、上市部副主任鲁晓龙等等，不难发现，所有这些落马官员，大都集中在发行部和上市部这两个部门，而这两个部门正是权力和市场的紧密结合处。

　　魏东之死远未尘埃落定

　　4月29日，当魏东从自家阳台高高坠落时，公众的感慨还停留在这位资本大鳄的心理疾病层面上。直至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被“双规”的消息与6月初公布，魏东之死才有了另一种更为切实的猜测。商人魏东在他的时代，穿梭与高收益和与之正相关的政治与法律风险之中。

　　◎谢九

　　在资本市场里，大到公司的上市资格，小到公司的内幕信息，都可算是稀缺资源。这些稀缺资源该如何分配，权力和市场在分配体系中各自该占据多大比重，才能使这个市场得到最有效的发展？这个问题将成为中国股市发展中研讨的永恒主题。

　　在过去两年多内，资本市场的主旋律是快速赚钱和赔钱，尽管股市里人声鼎沸，但是消息面上却处于相对真空的状态，直到魏东自杀，王益“双规”，市场上开始出现不同寻常的气氛，投资者们突然才意识到，中国股市似乎好久没有出事了。

　　在过去20年里，股市每隔几年就会爆发出类似事件。比如两年前一批民营金融大鳄纷纷倒下，德隆的唐万里、健力宝的张海以及格林柯尔的顾雏军等锒铛入狱;时间继续向前推移，市场上充斥着以吕梁为代表的庄家操纵股价，和以银广夏为代表的上市公司造假;回到市场创建之初，更曾爆发出中经开“327国债期货”之战这样的血腥战役。20多年里，股市在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中螺旋式前行，也似乎是一种巧合，每当一批股市蛀虫们落马，市场总会迎来一波牛市行情。王益案的爆发，是否也会成为今天股市的转折点？

　　股市蛀虫们被挖出，和市场行情走牛并不只是简单的巧合，无论是造假的银广夏、坐庄的吕梁、玩空手道的顾雏军还是今天的王益，他们都掌握着一项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权力。或是来自监管部门的权力，或是获知上市公司内幕的权力，当权力和市场充分结合并发酵，必然会损伤市场的效率。反之，当这些权力寻租者们落马，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也会大幅提高，体现在二级市场上，可能就是一轮牛市行情。

　　研究腐败问题的学者宾斯托克(Beenstcok)曾经指出，腐败降低了资源分配的效益，当劣质产品或服务由于腐败因素被选中时，整个社会就会每况愈下，即便是最好的产品被选中，由于腐败的存在也会增加产品的成本。宾斯托克对腐败的著名论断是:如果腐败造成了效率损失，那么造成腐败的经济制度必然也存在扭曲。

　　以此来看，太平洋（爱股,行情,资讯）证券、国金证券（爱股,行情,资讯）可以赶在市场行情最好的时候上市，而其他质量更好的券商，比如光大证券只能在2700点的时候IPO，更多的优质券商甚至还没有光大证券幸运。如果股市行情不能好转，他们的上市之日更加遥遥无期，对于这些优质券商而言意味着错过了做大做强的最好时机，对于投资者而言，也失去了分享这些优质券商成长的机会，这就是典型的市场效率损失。

　　王益并不是证监会首位落马的官员，此前，已经有7名左右的证监会官员被捕，发行部发审委工作处副处长王小石、发行部副主任刘明、上市部副处长钟志伟、上市部副主任鲁晓龙等等，不难发现，所有这些落马官员，大都集中在发行部和上市部这两个部门，而这两个部门正是权力和市场的紧密结合处。

　　2000年之前，我国企业的上市制度为审核制，证监会发行部对企业能否上市、发行规模乃至发行时间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这使得当时的股市一方面成为为国企融资的工具，同时也成为为部分发行官员“融资”的工具。监管者掌握过多的权力，直接导致市场效率低下。政府显然也意识到审核制的弊端，2001年之后，企业上市制度改为核准制，和审批制相比无疑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核准制下依然有浓烈的行政色彩，监管者依然有足够的寻租空间，尤其是和国外成熟市场的注册制相比。

　　权力和市场过度集中，其危害不仅在于为王益和王小石们提供了腐败的温床，更致命的还在于降低了市场效率。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中国石油（爱股,行情,资讯）2007年回归A股时，发行价高达16.7元，而H股的发行价仅为1.27元，这充分说明在核准制下市场的定价机制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发行上市之后，中石油当天高开至48元，很多中小散户不明就里，为这只“亚洲最赚钱的机器”所蒙蔽，上市当天大胆追进，结果永无翻身之日。如今，中石油股价早已跌破发行价，最大跌幅已经超过70％，中石油的悲剧不仅在于套牢了大批中小散户，而且由于其在A股市场位高权重，直接带动了上证指数大幅下行。其中之祸，发行制度的缺陷难辞其咎。

　　福利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布坎南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个人在市场中寻求他们的个人利益，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期望他们在政府中或通过政府来追求社会利益？布坎南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关键词是“约束”——人们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他们的效用，不管是在市场中、政府服务中还是在政治舞台上。对于王益们而言，正是约束不够给了他们太多的寻租空间，而寻租猖獗最终损害了市场效率，这样反过来看，对于王益们的清理和约束，也正是市场效率提高的关键一步。

　　任何一个市场其实都是在不断震荡中摸索前行的，不仅是只有20年的中国股市，200年的美国股市也如此，每一次危机和丑闻过后，总会催生出一个更加健康的市场。

　　20世纪初，华尔街的几位投机家在铜矿股票上进行惨烈的多空争夺战，巨大的资金需求曾引发商业银行的连锁挤兑，使众多银行陷入破产边缘，最后依靠财大气粗的银行家摩根出手，才度过这场挤兑危机。正是在这场危机中，人们意识到了建立一个强大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几年后，美联储正式成立。1929年美国爆发股灾，罗斯福新政对华尔街大刀阔斧地改革，通过了《银行紧急救助法令》、《联邦证券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等等，奠定了美国的金融格局，尤其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划清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界限。摩根银行也被一分为二，奠定了美国此后60多年的金融分业经营格局，直到90年代才重回混业经营之路。1987年美国再次爆发股灾，这一次和1929年不同，美国有了一个强大的美联储，美联储一改以前所谓自由市场的放任原则，对市场强力干预，避免了危机的进一步扩大，为以后华尔街遭遇危机提供了经典样本。今天美国遭遇次贷危机、美联储连注巨资的处理风格，其根源正来自于此。进入21世纪，先后爆发的安龙和世通公司造假和破产丑闻，也曾使华尔街信誉扫地，监管层由此开始对上市公司的内控机制深刻反思，催生了美国的《萨班斯法案》。该法案又称“公众公司会计改革与投资者保护法案”，宗旨是“遵守证券法律以提高公司披露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从而保护投资者及其他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