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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国发展进程的四位中青年经济学家

2005年01月05日 18:08 来源: 【字体:


    让历史记住他们——

    推动中国发展进程的四位中青年经济学家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改革开放。国家工作重心的转变带来了经济学界的春天,几乎没有哪一个学术领域的学者们可以象经济学家们那样春风得意,不但国家高层领袖时常问计于他们,在民间他们也受到了热烈的追捧,以至于许多人成为“明星”。改革开放初始,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走向的主要是马寅初、孙冶方等几位勇于追求真理的学界前辈,接着吴敬琏、厉以宁、董辅礽、杨培新等成为“名角”,再后来,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崭露头角,在历史的长卷中印下了深深的足迹。他们有的是在西方经济理论的阐述和经济研究的规范化上做出了贡献,有的为经济学的“本土主义”流下了汗水,有的则为经济学的实践性奉献了智慧。我认为,抛开纯理论性的贡献不谈,在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林毅夫、王建、华生、胡鞍钢、汤敏、陈东琪、田源、李江帆、迟福林……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可以无争议地写入民族的史册。在这其中,有四位纯民间背景(高校、独立研究机构)的学者表现得格外突出,在此我们给出他们的名字和培养了他们的高校,总结出其带有鲜明“所有权”性质的业绩,以激励青年学子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

    林毅夫——中青年经济学界的一面旗帜

    他生于1952年,台湾大学本科肄业,获得了台湾政治大学、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并在耶鲁大学进行过博士后研究工作。现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位充满传奇色彩、改革开放后从西方归来的第一位经济学博士,不仅以高大挺拔的身材、宽厚和善的为人、充沛的精力和优雅的仪态赢得了学界同仁、青年后生和广大媒体的心仪,更以睿智的头脑和超凡拔俗的举动赢得了国人的称赞——

    他经常出入于庙堂之上,作为中国领导人的智囊之一,影响中国经济政策的十多年。除了一年一度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抛出的意见和建议外,他还多次参加由江泽民、朱镕基、温家宝等参加甚至主持的座谈会、问策会。他有许多经济方面的建议被采纳,其中在“三农”方面的贡献最突出:他在新著《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报告》中提倡的“种子工程”、发展农业应向科研倾斜等观点,已得到中央领导层的重视和采纳。他多年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看法和建议在2004年中共中央以农业为主题的“一号文件”中颇有体现。他倡导的“新农村运动”,也有望影响中国农村的未来变革。

    他的另一方面贡献在于对中国经济学科研与教育的深刻影响。按照另一位偏重于基础理论研究的旗帜性人物樊纲的说法,林毅夫牵头创办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不仅仅是北大的中心,而且已成为全国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一个中心。这个颇具特区色彩的研究机构在10年当中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成为中国内部乃至世界最有名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成为所有民办研究机构的榜样。CCER不仅聚积大量一批科研精英,创造出大量的高质量成果,还系统地将原汁原味的现代经济学带到了中国,将分析和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引入到中国。这大大改变了中国经济学科研和教育与现代经济学严重脱节、与中国经济现实脱节的落后局面。从大学普通教育到硕士、博士的培养,从中外合作的MBA项目到高级培训教育,越来越多的学生、教育科研者、企业家、政府官员甚至记者从CCER受益。CCER的“授人以渔”,已经产生了“星火燎原”的示范作用,对现代经济学教育的推广功不可没。

    他和他领导的CCER还促进了中国的学术外交和政治外交。他们将中国的改革、中国的现代经济学研究成果介绍给了国际经济学界,同时将国外学者及其思想介绍给中国。这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提高了国内外经济学界相互关注的程度。从1998年开始,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局长马丁·费尔丁斯坦领导下的NBER经济学家代表团与CCER已经联合举行了6届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年会。每年多位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借此来到中国,与国内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探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国经济改革。CCER还直接邀请了包括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美国商业部部长威廉·戴利、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雷诺托·鲁杰罗以及近十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内的一批世界著名学者、专家和政治领袖前来讲学。他们的到来,使中国经济改革和中国经济研究受到世界瞩目。

    胡鞍钢——在民间和高层来回穿梭的国情专家

    他生于1953年,先后在唐山工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获工学学士、工学硕士、工学博士学位,并在耶鲁大学等高校进行过博士后研究或做过访问学者,现为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虽然学术界对胡鞍钢有些微辞,但着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参政议政的情绪和获得各种奖励、资助的机会,在官场以及媒体(尤其是互联网)的影响力也紧追林毅夫。这个号称中国国情研究“第一人”的经济学家,从1985年起开始参与国情研究,他重视民情,重视到基层进行调研工作,成为这一新领域的主要开拓者。2000年他被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联合聘为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后,开始编辑出版的《国情报告》,专供省部级领导参阅,迄今已发行600多期。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内部刊物多次摘发他们的国情研究报告及政策建议。这些报告和政策建议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的批示。他还多次出席国家主要领导召集的问策会,应国家部委邀请参与国家长远规划制定和部门咨询,成为高层决策圈的著名智囊。

    1988年,他出版了《生存与发展》,系统地把人口、资源、环境、粮食等重大问题纳入中国中长期发展体系中加以研究。这个报告发表后,立刻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中央领导同志还专门组织有关的专家进行讨论。1993年,他与王绍光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发表后,再一次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随后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便以该报告为重要背景和参考依据,报告中的一些内容被采纳和实施。1994年,他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让深圳等特区“不再特”的主张,引起全国政界、学界关注,为国家区域政策的调整提供了依据,中央领导层采纳了他的大部分建议。1998年他发表了题为《为人民创造工作:中国的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的国情报告,朱镕基总理、吴邦国副总理作了重要的批示。2000年,又发表了关于二滩水电站的一份报告,被认为是他所撰写的影响最大的一份咨询报告。朱镕基同志马上作了重要批示,还被当日的国务院《每日要闻》摘录,引起了江泽民同志的高度重视。此后,中央领导多次讨论二滩水电亏损事件和电力体制改革。国家计委及有关部门几次召开会议讨论电力体制改革问题。这份报告被认为是催生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因素之一。2003年,胡鞍钢执笔撰写了《全面积极应对全球SARS危机》一文,次日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文中提出的9点建议,后来也被陆续采纳。

    到目前为止,胡鞍钢和他领导的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已经成为获取决策知识、创新决策知识、传播决策知识、通过国情研究报告影响决策与政策的重要智囊组织。据胡鞍钢称,上届政府(国务院)对国研中心提供的37份报告,共批示了48次。其中,主要领导人批示39次。而本届政府执政一年来,国研中心的报告也得到了多次批示。我们祝愿这位国情专家一路走好,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董藩——印证中国统战制度有效性的青年经济学家

    他生于1967年,1990、1993年在东北财经大学分别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学位,200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民革中央委员、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3年12月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主办了建国以来的首次“中国的统一战线与政党制度”中外新闻发布会,在谈及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有效性时,发言人特别提及了董藩的名字和事迹,这个沉寂了多年、很难联系上的人物再度引起了舆论的关注。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董藩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最具知名度的大学生”。源于农民本性的勤奋、学术上的早慧以及对国家战略与政策的敏感性,使他做出了与自己年龄极不相称的成绩,并因此成为当时全国社科领域最年轻的副教授和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早在大学一年级的一次调查中,他就发现当时按户籍制度管理计划生育的致命缺陷,提出“要适应人口流动的趋势,按照地域关系双向管理计划生育工作”。他据此写成的论文在当时国内一次重要人口会议上被宣读后,立即引起关注,其观点成为后来国家制订流动人口生育管理办法的基本思路。在大学四年级时,他与同学张庆昉合作完成了长达4万字的论文《双向经济环流——西部开发战略新构想》,并提交江泽民总书记,受到国家计委的高度重视,成为制订国家“八五”计划和十年远景规划的重要参考意见,促进了沿边开放和西部轻工业的发展。在大学四年级时他与同学周宇完成的《关于建立我省闲置设备租赁市场的探讨》受到当时省领导的批示,旋即在沈阳建起了面向国内外全国最大的闲置设备市场,为僵硬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扒开了一个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口子。针对当时承包制、租赁制“负赢不负亏”的现状,他撰写了《关于外商承包或承租国有企业的探讨》,受到领导的批示肯定,并在辽宁、山东的部分城市进行了试点。90年代初期,为使房改走出困境,他建议将西方的按揭制度引入到中国,同时另外设计了一种“工资收入权抵押贷款制度”。该设想虽然当时被建设部否定,但却借助全国“两会”而迅速传播开来,最终有力促进了房地产业、金融业的发展,并使全国市民受益。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后,他与胡乃武、戴春平共同提出的建议多次提交中央和西部省区领导,受到温家宝、李岚清等领导的批示,关于西部范围与西部开发范围的确定[即10+2方案]、在西部不宜再设立特区等意见被中央采纳。为表示对董藩的感谢,温家宝还特意嘱托中办“给董藩同志回个信”。他关于发行教育彩票的建议引起陈至立的赞同和整个教育界的关注,据此形成的提案、议案成为全国两会的焦点议题。虽然这一彩票品种未获批准,但国家最终决定从彩票收益中给予教育必要的支持。他在最早通过内参建议国家设立“二板市场”,受到省部级领导的重视;他关于开办城市小额创业贷款的建议也受到周永康、乌云其木格等领导的批示……截至目前,他已经通过内参60余次上报其建议,11次直报江泽民、朱镕基、温家宝等国家主要领导人,50次受到重视和批示。

    都说“浅水里养不住大鱼”,这位被誉为“国策高参”的青年经济学家终于深感环境的制约,离开了处于社科研究和宏观决策神经末梢的大连。据说他的离开不但引起了大连乃至辽宁学界的众多议论,而且引发了许多高层领导的反思:这里的人才环境究竟差在哪儿?

    华生——20世纪80年代的风云人物

    他生于1953年,东南大学本科毕业,1982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1987年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1991-1995年应聘在英国剑桥大学工作。回国后先入商界,现为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1985年后,华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并任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以他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年轻的研究集体,这个研究集体不断提出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声名鹊起,华生也因其中两项建议被明确采纳而格外引人注目。1987年,为数不多的“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名单公布,34岁的华生名列其中,这足以证明当时这位年轻人在学界、政界产生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初期,传统的计划定价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虽然仍有一些学者主张通过完善计划定价制度来克服其弊端,但改革这一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有人主张完全用市场定价制度来代替计划定价制度,但华生等人认为,“企业、地方的既得利益格局和现有的价格体系、生产结构密切相关,价格的一升一降涉及到千家万户。完全不顾及价格调整带来的利益格局的变动,很难行得通。”“集中性的调价办法和分散化的利益格局之间的尖锐矛盾,是当前价格改革中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1984年,在浙江莫干山举行的全国首届中青年理论工作会上,华生等人宣读了题为《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完成价格改革》的论文,明确提出了“双轨制”的改革思路,即“清理和收缩原指令性计划和统配物资的范围。企业自销、超产部分和地方企业生产的未纳入统配的物资,应分别情况,一次或分批取消现有的价格管制”;在形成了稳定的市场价格体系以后,再参照市场价格对计划价格进行调整。这种“计划内调整、计划外放开的办法,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改革思路为中央政府采纳。但是,“双轨制”的实行在国内迅速催生了一批“官倒”,一度导致了经济秩序的混乱,华生等人也招致了许多责骂。但作为由计划定价向市场定价的过渡,“双轨制”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软着陆”方面的意义是不容否定的。

    资产经营责任制也是华生等人提出来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几篇重要文章中,华生等人认为,应该建立一个独立的资产管理部门,从中央到地方管理国有资产,以资产为纽带建立企业之间的关系及考核体系。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管理集中于资产管理部门,各级资产管理部门全权负责资产的完整、增值和收益,只对资产的安全性和收益率负责。华生还受国务院领导委托,亲赴若干改革试点城市,组织资产经营责任制的试点和实验。华生的这些建议和设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成立是典型的表现。

    近几年,华生教授开始关注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最早提出“股权分裂”的观点,并提出了“破解全流通之道”。华生对中国高层经济决策圈的影响已今不如夕,其建议能否再度影响中国改革进程,尚有待观察。但一个学者能够像他这样,用自己的见解深刻影响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并亲眼看到它的实践和成功,已是幸运之至。

    (洪名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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